北伐奖章有什么用,辛亥革命时清政府全国有多少军队?
武昌起义的时候,袁世凯才52岁。却不得不赋闲在家,但形势的发展和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对袁世凯越来越有利。
前来巴结讨好的人,络绎不绝,他们看重的不是袁世凯的为人,而是他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
事实上,朝廷除了北洋军,还有八旗军、武卫军、地方武装等等军队。
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在全国到底有多少军队呢?
据说清朝的军队总数不下百万,但大都是旧式军队,根本不能用来对付新军的起义。
朝廷真正有点战斗力的军队,就是已经训练10余年的北洋军。
前两年,袁世凯不声不响地躲避各种纷争,虽然罢官在家,但他仍然不甘于做一个田舍翁,还在通过各种途径,遥控着北洋军的去向,这些连朝廷都不放在眼里的兵将,居然还在听从袁世凯的命令。
那么,清朝为什么一定要用北洋军?载沣等人对袁世凯还是存在幻想的,他们认为袁世凯完全可能成为曾国藩那样的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对于当兵的思想教育基本上没有涉及。
有人说他教育部下:“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不过是政敌的攻击,袁世凯可真的没这么干过。
小站新军主要是德国陆军的训练路数,要说精神方面的培养,一曲《皇帝练兵》歌,勉强可以算,但它强调的还是士兵们忠君爱国的精神,跟袁世凯个人的权威是没半点儿关系。
北洋军对袁世凯有感情,但仅限于他做大臣时。后来一旦复辟称帝,他就被一些北洋军骂作曹操。且北洋军直至袁世凯众叛亲离地死去,也没有完全姓袁。北洋军姓什么?
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里似乎一日了然,姓袁呀。谁不知道北洋军只知有袁世凯,不知有大清国。军营里供着袁世凯的长生牌位,还让军士们朝夕膜拜。
更没有人怀疑,北洋军只听袁世凯的,别人指挥不了。若不然,怎么辛亥武昌起义,朝廷调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前去镇压,就指挥不动呢?
朝廷后来重新启用袁世凯,北洋军一口气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不错,北洋军作为在清廷的新政期间,袁世凯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掌控练兵处,领导军事改革,指导全国的新军编练和旧军改造。
后来,北洋军扩张为六镇,固然“小站练兵”的旧人是种子,但是在这期间,他在军官选任方面,也特别强调专业主义,尽量从各种新式军事学堂毕业生中找人才。
所谓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都是北洋武备学堂出身。留日和留德的军官学生他也曾经选用过,大批日本士官生都是在他当政时,顺利进入军界的。
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挑人只看跟他个人的关系,对他个人的忠诚。
说白了,在袁世凯逼迫清帝让位之前,作为清朝的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他对北洋军的掌控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清朝的一些王爷和摄政王载沣,才觉得可以利用袁世凯为朝廷效力,“以汉制汉”原本就是满清政府的传统手法。
不管是多尔衮,还是咸丰皇帝,他们都利用过吴三桂、曾国藩这样的人来镇压起义。
最后,载沣等人对袁世凯还是存在幻想的,他们认为袁世凯完全可能成为曾国藩那样的人,所以要用北洋军,就必须启用袁世凯。
北洋军确实是清朝政府的王牌军队,只有北洋军出马,才有可能遏制辛亥革命的扩大其实,湖北新军的起义,非散兵游勇可比,连洪秀全、杨秀清的起义,也不能与之相比,以为这次起义,他们不抢不掠,而是志在天下。
他们有自己的新思想,有实现国家富强的抱负,是要做一番大事业。
对付这股新崛起的新军势力,朝廷采取的对策,必然是速战速决,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以免在全国引起滔天的连锁反应。
那么,朝廷出兵,必然是以自己的北洋军为主力,当初带队的可能不是段祺瑞,就是冯国璋。
以北洋军的实力,以段、冯二人的军事才能,再集合朝廷的物资给养,打下湖北的新军,尽管要费些功夫,最后,朝廷取得胜利的结局,可能也没有多少悬念。
北洋军相对来说更加可靠,受新思潮影响不深,是朝廷还可以完全控制的新军力量袁世凯整顿吏治、兴办教育,创办企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却不是他的全部,他的最大亮点还是他苦心经营的北洋军。
八国联军闹北京之时,朝廷的武卫军冰消瓦解,只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奇迹般地完整保存下来。
慈禧太后终于认识到,要想使大清江山长存,必须要有强大的军队,否则,除了挨打,还是挨打,于是下令全面整顿军队。袁世凯因此大权在握,进而借机扩充势力。
袁世凯的崛起,引起朝廷实战派贵族的不满,他们发起1907年政潮,事实上就是打压袁世凯的势力,据说北洋军将领张怀芝和段祺瑞,宁可统制不做,也不乐意继续干了。
等到袁世凯被罢免回家之后,北洋军很多军官就更加感觉到后人不如前人,还是在袁世凯手下做事比较爽快。
后来,崭露头角的士官生,比如吴禄贞、张绍曾等人,尽管身居高位,但都没能真正控制麾下的北洋军。
所以,到了辛亥革命时,他们想要带兵造反都搞不成。
北洋第三镇有个炮兵团的团长,他跟山西的革命军说好了,要拉一火车的第三镇官兵,进入革命军的伏击圈,但中途却被部下吴佩孚识破,此人反而被吴佩孚抓了起来。
自从辛丑事变以来,朝廷已经10余年没有正式大规模用兵了,北洋军又有很多军事专才,其实,朝廷里有很多大臣支持袁世凯的北洋军,来镇压起义事实上,清朝完全可以彻底甩开袁世凯,没想到,摄政王载沣到底是不会识人,也不会用人,他执掌大权以来,用的全是庸人不说,这次武昌起义之后,他居然起用了冯国璋,来带北洋军镇压起义。
他防了半天袁世凯的人,最终还是没防住。冯国璋不仅是袁世凯的亲信,而且是铁杆儿的心腹大将。
只不过在袁世凯罢官这几年,冯国璋利用他一贯稳重和善于结交达官显贵的做派,加上当年曾经担任清朝皇族贵胄学堂的总办,在皇族里认识不少贵族子弟,而且他人缘也比较好,结果载沣居然就认定冯国璋是可以信任的将帅之才。
当年,袁世凯是朝廷的北洋大臣,又兼练兵大臣,袁自朝鲜回国后,就是因练兵,而赢得朝廷各方官员的极力称赞。
他曾经奏请改革清军的军制,拟定新军募集操练规则,还派王英楷、王士珍分赴全国各地,精选壮丁6000人,又选派武卫右军卒50名,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
后来,袁世凯还把军权集中于参谋、教练、兵备三处。
每处设一位总办,派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就是袁世凯的教练处总办,就是从这个时候,此人就与袁世凯打成一片了。
朝廷大臣们都怕武昌的叛乱,会起连锁反应,那桐也是十分担心:“湖南本来风潮就未平息,而且会匪接连闹事,湖广一乱,那四川、两广都受影响,事情可就更不可为了。”
“我的意思是,必须请袁世凯出山,只有北洋军还能够镇得住起义军,也只有他出山,北洋军才能调遣顺手,迅速出师”。
奕勖的意思大家都明白,除了袁世凯,北洋军别人未必能够指挥得动。徐世昌和那桐相视一笑说:“我们也附议,请摄政王尽快任命袁世凯主持军务”。
奕勖、那桐和徐世昌等人,立马去见载沣,载沣看罢武昌起义的相关电报,脸色苍白。他们的到来,正好可以商议此事,没想到他们竟是为袁世凯而来。奕勖是首席领衔军机大臣,他也全力支持袁世凯。而且他手中还握了两镇兵权。为了安慰袁世凯,清廷补授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农工部参议。
还有很多大臣支持袁世凯的北洋军出师,比如端方这个人,就是比较看重北洋军和袁世凯的力量。
端方非常支持袁世凯入主朝廷中枢,他觉得只有袁世凯才能改变时局。如果袁世凯有意复出,他可以向朝廷举荐他。
据说袁世凯连连摇头,还说“你可别害我。我已经衰朽不堪用,何况现在事势纠纷难以收拾,我是决不愿舍弃初志,投身急流中”。
袁世凯都说局势难以收拾,使端方对前途更感渺茫。袁世凯有北洋军在手,倘若局势变乱,朝廷肯定还要倚重,所以他提议将长女许给袁世凯的五公子,袁世凯满口答应。
所谓投桃报李,端方是袁世凯在满人中很难得的朋友,当然很有必要进一步笼络,所以袁世凯也提议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端方的侄子。两人饭后一席谈,就决定了两对年轻人的婚姻大事。
说白了,不管是满族贵族,还是很多朝廷重臣,他们都寄希望于北洋军和袁世凯,在很大程度上,袁世凯已经成为北洋军的代名词,用北洋军就必须用袁世凯,成为那段时间清朝很多大臣的共识。
北洋军到底有多少人?北洋军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建立和掌握的一支新式军队。
早年,清政府曾经派广西按察使,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名为“定武军”。
不久,袁世凯接办了“定武军”,他扩充编制,改名为“新建陆军”,效法欧美军制,用西方枪械装备,以洋操训练军队,还创办随营学堂,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在此期间,他还网罗门生,广结党羽。
1898年,改为“武卫右军”,后来,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大加扩充,改称“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
到1905年的时候,北洋军已经扩建成六镇,当时每镇1.2万余人。北洋军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旧式军队,开始转向近代化军队。
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认识到扩练新军的紧迫性,采纳袁世凯的建议,决定在全国成立新军36镇,因财力不够,先在北洋成立6镇。
1904年以前,北洋军已经成立1、2、3镇,由王英楷、吴长纯、段祺瑞分任统制,后来又成立4、5、6镇。北洋6镇正式建成,全军发展到7万余人。
北洋军采用西方的军事制度和新式装备,又以封建宗法思想维持上下军官的关系,成为效忠于袁世凯的一支武装力量。辛亥革命后,袁依靠这支武装,窃夺了革命果实,建立起北洋军阀统治。
袁世凯为了镇压起义,在1912至1913两年中,先后向帝国主义借款33笔,共4350万英镑,主要用于扩军备战。
在此期间,单袁世凯手下大将段芝贵等人,就各扩军25营,此外,还有雷震春在河南招募豫军6营,冯国璋在直隶招募1个混成旅,使北洋军人数和装备,远远超过南方革命党人所控制的军队。
辛亥革命结束后,中国当时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北洋军,非但一兵不裁,还得到了加强。
经过辛亥年的作战,使民初北洋军一些部队编制不足,通过这次裁兵淘汰了一批老弱兵士,取而代之的是一批精壮士兵,袁世凯还从国外订购了大批军火,使北洋军在质量上得到提高。
随着全国各省的裁兵,北洋军人数虽未有很大的增加,但其占全国军队的比例却越来越大。
1915年底,当时全国军队有26个师35个旅约46万人,而北洋军,以及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军队居然就占了20个师,34个旅,约39万人。
事实上,除了西南等地外,北洋军队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
综上所述,清朝的军队总数不下百万,但大都是旧式军队,根本不能用来对付新军的起义。
载沣等人对袁世凯还是存在幻想的,他们认为袁世凯完全可能成为曾国藩那样的人。
再则,北洋军确实是清朝政府的王牌军队,只有北洋军出马,才有可能遏制辛亥革命的扩大。
其实,北洋军相对来说更加可靠,受新思潮影响不深,是朝廷还可以完全控制的新军力量。
更重要的是,北洋军又有很多军事专才,其实,朝廷里有很多大臣,愿意支持袁世凯的北洋军,来镇压起义。所以朝廷才不得不用北洋军来对抗起义军。
当时的北洋军还处于发展壮大之中,辛亥革命时期,估计有7万余人,到1915就已经发展成为39万人的军队,短短三年时间,数量增长了5倍。
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武将的临终遗言?
“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这是戴安澜将军率中国远征军200师远赴缅甸参加同古保卫战前给妻子王荷馨留下的遗书。
戴安澜将军遗言中提到的“固守东瓜”指的就是这场战役,此役是中国远征军在缅防御作战期间,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一场战役。
抗日名将戴安澜
戴安澜将军率部在没有援军、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决定誓死与日军血战。最终成功坚守12个昼夜,在仰光陷落,战局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掩护友军英军撤退的任务。
看到这相信大家也发现此役戴安澜将军并没有牺牲,而且最后还安全转移了,所以这份遗书也就不能作数了。
事实上,当时戴安澜将军虽然成功转移了,但危机并没有解除。上面已经说过,戴安澜将军所率200师此时已是孤军,强敌环伺,能不能安然回国都是未知。
中国远征军
誓死坚守同古城1942年,同为盟军的英军在缅甸被日军打得难以招架,为了营救这个盟友,戴安澜将军奉命率远征军第200师开赴同古城。
本来如果英军如果能死守同古城,待我军抵达时来个里应外合,日军绝对吃不了兜着走,奈何此时的英军已经被日军打怕了,驻守同古城的英军一听日军来了,加足马力跑了。
留了一座空城给戴安澜将军。不仅如此,为了给跑路的英军争取时间,戴安澜将军不得不在同古城拖住日军。
如此一来,戴安澜将军所部就成为了一支名副其实的孤军,1942年3月20日,日军以5倍兵力猛攻同古,戴安澜将军率部浴血奋战,在同古城与日军第55师团血战了12个昼夜,最终主动撤出同古。
同古战役
回家之路同样艰难4月2日,老蒋、史迪威、杜聿明、戴安澜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制定曼德勒战役。
但由于英军在缅北的军事行动一败涂地,导致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断,日军一路占领云南畹町一带,兵锋直指省会昆明。
作为远征军的先头部队,后勤被断,第200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孤军,没有援军就不说了,整个师的官兵每天的吃喝都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
有没有临行前的味道
弹药更是打一发就少一发。在这种情况下,想办法回到国内成为了200师的首要任务。但一个师的目标实在太大,堂而皇之走大路自然是行不通的,于是戴安澜将军只能带着部队昼伏夜出,专挑那种又深又茂密的原始雨林走。
这样选择,一来可以避开日军的侦查,增加隐蔽性,二来原始雨林中食物和水的获取难度要小一些。
但同样的,原始雨林的危险也不小,毒虫、毒果成为了200师最大的敌人,由于没有药物补给,不少将士永远倒在了雨林当中。
行军中的远征军战士
20多天后,戴安澜将军所部成功走出了雨林,眼看距离国内就只有一座山的距离了。当然,200师将士再也不必东躲西藏了。
因为此时200师的将士眼看就能回到家乡,士气正盛,他们也知道如此大的目标想要安然无恙通过边境是不可能的,一场大仗在所难免,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笑容很自然,步伐很坚定
遗书终成临终遗言5月18日,趁着夜色,戴安澜将军率部通过细莫公路抵进在公路两次的日军阵地。由于对敌人如何布置,兵力几何等等均不熟悉。
戴安澜将军只得作出比较保守的战术布置,598团作为先锋山上开路,他自己亲率600团随后支援,599团作为预备部队以防变数。
“海鸥将军”
果然,战斗打响后,第200师的将士各个奋勇当先,战斗力爆表,戴安澜将军更是身先士卒,不一会就基本肃清了山顶之敌。
得到战斗结束的确切答复后,戴安澜当即下令趁夜翻过山岭,他自己更是带着600团走在了最前面为部队开路。
由于战斗已经结束,谁也没有想到敌人会有残部躲在石缝里放黑枪,戴安澜将军率部刚走到半山腰就见一阵火舌袭来。
笑容阳光
随着几个警卫冲过去将敌人残部击毙,戴安澜将军也身中数枪倒在了血泊当中。尽管如此,戴安澜将军也只是对几处枪伤进行了简单的处理后就继续带着部队快速通过。
是的,此时的戴安澜将军还没有牺牲,他的意志在坚持着,他还要把跟着他远赴他乡的兄弟们安然带回家乡。
五月的缅甸正值雨季,刚用草灰处理过的伤口很快就会被雨水浸透,这样一次又一次用毅力告诉自己快了,就快回到家了戴安澜终于还是没有坚持住。
缅北茅邦村,因失血过多,脸色惨白的戴安澜面对联络官的关切询问时还在说:“我没事,叫兄弟们不要掉队,赶紧回国!”
将军之墓
不久后,这个铁一般的安徽汉子还是没能坚持到看见祖国的大好河山,壮烈牺牲,时年38岁。
戴安澜的夫人王荷馨得到消息后并没有难过太久,就像他丈夫说得那样,他为国牺牲,是光荣的。随后王荷馨获得了一笔抚恤金,不过她分文未取,将这笔钱原封不动地捐出办学。
而王荷馨则守在将军墓前独自将她和将军的4个子女抚养成人,终生未嫁。
结语不管是戴安澜将军在同古战役前给妻子留下的遗书还是临终前的遗言,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汉子有多爱自己的祖国,有多爱生他养他的这一方土地。同样遗书中也可以看出将军对家人的不舍。但就算如此,相信再让将军选择一次,他还是会义无反顾地率部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
郴州市有哪些将军?
大将
黄克诚(1902—1986),郴州永兴人。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上将
萧克(1907—2008),郴州嘉禾泮头小街田村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邓华(1910—1980) ,湖南郴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参加了古田会议、长征、湘南起义、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湘赣战役、广东战役等,组织指挥了海南岛战役。
李涛(1905-1970)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委技术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湖南省汝城县人,瑶族
朱良才(1900—1989)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湖南省汝城县人,1900年9月27日出生于汝城县外沙村。
程子楷(1872年-1945年)字嵩生,号忍公。资兴市程水镇石鼓村程家人。任同盟会副揆,湖南讨袁军第一军司令,清朝光绪年间拔贡,授孙中山国民革命政府上将军衔。首批参加同盟会,参与指挥了辛亥革命,1945年在反抗日军侵略中以身殉国,终年73岁。
李云杰(1889-1936) ,国民党第二十七军上将军长,郴州市嘉禾县人。
中将
曹里怀(1909-1998)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空军副司令员。湖南省资兴县(今资兴市)人。
肖新槐(1907~1980)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字贤怀,又名萧兴怀,萧荣新。1907年1月7日生于郴州宜章县沙坪乡分水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唐天际(1904-1989)中共中央纪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总后勤部副部长。湖南省安仁县人,原名唐时雍,1904年11月1日生于安仁县华王乡一个农民家庭。
欧阳毅(1910—2005)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省宜章县人,1910年出生于宜章县麻田镇。
少将
何大祥(1929— )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防化研究院政治部主任,永兴县人,1988年8月1日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退休。
肖星华武警少将(1939.05—) 嘉禾人(肖克上将之子)。1966年7月参加工作,1972年6月入党。1972年6月任湖南长沙三中教学组副组长,1973年4月任国家体委科研所政治部保宣组组长,1976年12月任国家体委专案组副组长,1978年6月任国家体委篮球队领队、训练局负责人。1984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5年1月任武警总部政治部组织处副处长,1986年10月负责组织处全面工作,1992年2月任武警总医院政治委员,1995年7月任武警技术学院副政治委员。1996年7月晋升为武警少将警衔。
何大祥(1929.02—) 湖南永兴人。1950年加入青年团。高中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后转入武汉大学。1956年夏入南京军事学院科研部任“三防”研究员。1958年1月调往北京防化研究院,任科学研究管理工作参谋。1959年到福建前线某部连队参加执行守卫前沿阵地.1960年被选送到苏联伏罗希洛夫防化军事学院学习,为副博士(硕士)研究生,并任中国留学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1963年9月回国,到总参谋部防化研究院工作。历任业务参谋、科研处副处长、研究所副所长、科技部副部长,(1985.08—1990.06)总参谋部防化研究院政治部主任。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离休。
何善福(1940.01—) 郴州鲁塘镇人。1961年7月湖南电力学院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1965年至1967年桂林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连长、团作训股股长、营长,师军务科副科长,团参谋长、团长。198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1981年任陆军第127师副师长,1983年5月任54军参谋长,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54774部队)司令部参谋长,1990年4月任济南军区副参谋长。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八届全国代表。2000年退休。
除了以上被封的将军外,其中还有很多是当过军长师长的,就不一一列举了。如果还有落下,欢迎补充!
怀化都出了哪些名人?
陈渠珍(1882年9月-1952年),号玉鍪,生于凤凰县城。1906年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曾加入同盟会。1949年5月,宋希濂和程潜任命陈为"湘鄂边区绥靖副司令"及沅陵行署主任。同年8月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中共湖南省委派员劝说陈弃暗投明,10月中旬,陈率部起义。1950年,陈受命为湖南省政府委员,6月,被邀请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会议第二次扩大会议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1952年2月,陈病逝于长沙。
舒新城(1893-1960年),湖南溆浦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辞书学者。一生苦学自励、从事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近五十年、主编新旧《辞海》三十余年,主要著作四十余种。其中仅在辞书方面,就有《辞海》《中华百科辞典》《名人辞典》《中国教育辞典》等。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新旧《辞海》主编工作和出版事业。对中国文化科学和出版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向警予(1895-1928),原名向俊贤,出生于湖南溆浦县。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及创始人之一 ,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在有迹可循的史料里,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同年5月1日向警予被押赴余记里空坪刑场,终年33岁。
李风白(1903年4月6日-1984年4月8日),原名李泽鑫,湖南芷江人。我国近现代杰出画家、翻译家。1946年在法国经孟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陪同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并做随身翻译。此后一直在外文图书出版社任组长、翻译室主任等职,从事法文翻译工作。他和夫人戴妮丝亲密合作,互相支持,并翻译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法文版,为国家对外宣传作出重要贡献。
滕代远(1904-1974),湖南省怀化市麻阳县人,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任中央军委参谋长。1942年任八路军参谋长并参与北方局工作。他是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创始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之一,还是新中国人民铁路事业的奠基人。
曹玉清(1906--1991),湖南省新晃县人,侗族。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和领导了开辟洪湖根据地的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和领导了中原突围、两淮保卫战、枣庄、莱芜、孟良崮战役和解放安阳、新乡、邯郸的战斗。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粟裕(1907-1984),原名粟多珍,曾用名粟志裕,侗族,生于湖南会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大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杨伯涛(1909-2000),湖南芷江人,侗族。16岁参加北伐,19岁在国民革命军当排长。往后转战南北,英勇善战,战功显赫,尤其在著名的湘西"雪峰山战役"中出奇制胜,打败横行一时的日寇,成为抗日名将。1948年12月15日黄维兵团在徐蚌战役中被歼,杨伯涛也在双堆集被俘。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获特赦,任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
向仲华(1911-1981),出生于湖南省溆浦县观音阁乡浆池湾村。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曾育生(1913年-1991年),湖南省溆浦县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黄忠诚(1913-2002),湖南省麻阳县茶溪村坤牛坪人,苗族。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副军长,中南军区海军西营基地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副主任,海军学院副院长兼训练部部长,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后代都发展的怎么样?
晚清民族英雄林则徐出生于福建侯官一个清贫的家庭。家境虽然贫寒,可林家世代都非常重视教育,林则徐的祖父林正澄、父亲林宾日都曾考中廪生,以教书为业。林则徐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寄希望于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但都没能如愿,他们又把金榜题名的理想寄希望于林则徐。
少年林则徐确实聪颖过人,12岁中佾生,也就是半个秀才,13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但在赴京参加会试时却落第了。
林则徐才华横溢,在当地也小有名气。这时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邀请林则徐担任文书一职。正是在这个职位上,林则徐目睹了鸦片流入中国导致白银外流、国民嗜瘾的危害。
后来林则徐受到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成为其幕僚,并在张师诚的扶助下,在第三次参加会试时,一举成功,入选翰林院,正式踏入仕途。
此后,林则徐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江苏按察使、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江苏巡抚等职,道光十七年升湖广总督。林则徐为官清正廉洁,为民兴修水利,改善民生,深受百姓爱戴。
道光年间,鸦片持续输入,造成朝廷国库空虚,民众体力羸弱,军队战斗力下降,长此以往,有亡国灭种之虞。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强烈要求禁烟。林则徐与黄爵滋本来同是“宣南诗社”的成员,与黄政见相似,也痛感于鸦片的危害,因此极力赞同黄爵滋的主张。
于是,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他到任后,查封烟馆、缉拿英国鸦片贩子、销毁鸦片,禁烟成果卓见成效。在禁烟期间,林则徐曾写下一幅著名的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他积极搜集、了解国外讯息,学习国际公法,又加紧备战,整顿海防。
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虎门督战,英军遂转头攻向浙江,随后长驱直入攻占大沽。道光帝慌了手脚,忙于求和,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林则徐,林则徐被革职,发配伊犁。林则徐忍辱负重,在流放期间不计个人得失,心系国事。他在疆期间,翻阅大量资料,实地考察了多地,认为沙俄是我国西北的威胁,应加强西北边防。
道光二十五年,林则徐复出,就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道光三十年,再次被任命为钦差大臣,遗憾的是林则徐在赴任途中去世,终年66岁。
林则徐被发配新疆途径西安时,曾题诗《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中有这么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的一生,不计个人荣辱,只要对国家有利,即使自己身遭流放也毫无悔意,确实令人钦佩。
林则徐一生为国,宦海沉浮,几经荣辱,那么他的后人的境况如何呢?
林则徐的妻子名郑淑卿,郑淑卿的父亲郑大谟是乾隆年间的进士,曾官至河南永城知县。他慧眼识人,认为当时只是秀才的林则徐必成大器,于是将长女郑淑卿许配给了林则徐。林则徐就在中举人的那一天迎娶了郑淑卿,那一年,林则徐20岁,郑淑卿16岁。林则徐一生宦海飘泊,郑淑卿深明大义与其患难与共,风风雨雨陪伴林则徐走过40余年。1847年,58岁的郑淑卿辞世。
郑淑卿与林则徐共育有四子四女八名子女。其中次子林秋柏和次女林金鸾早夭,所以只有三子三女长大成人。
长子林汝舟,生于1814年,此时林则徐已是翰林院的庶吉士,负责编修。林汝舟同其父林则徐一样聪慧,他在24岁时高中进士,也同其父一样,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此后他一直在翰林院负责编修,直到林则徐逝世后他才升为翰林院侍讲。
三子林聪彝,生于1824年,这时的林则徐已是江宁布政使。林则徐流放伊犁时,因长子林汝舟有职在身,由三子林聪彝和四子林拱枢随侍入疆。林则徐病逝后,林聪彝三年守孝期满应召入京,补内阁中书。后又被两江总督怡良赏识,协办团练事务,升为员外郎。同治年间,林聪彝任衢州知府、浙江按察使等职,在任期间,勤勉政事,政绩斐然。光绪四年,林聪彝在福州治水期间,积劳成疾,病逝家中,终年55岁。林聪彝的第五女林步荀也很有文才,她嫁与了姑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琬庆。
林聪彝的孙子林炳章是光绪二十年的进士,曾任钦差大臣,也曾在福建负责戒除鸦片事务。民国时,曾任福建财政厅厅长、福建海关监督。后创办实业,1923年病逝。
四子林拱枢,出生于1827年。林则徐发配新疆时,林拱枢只有15岁,他和三哥林聪彝陪伴父亲入疆。林则徐病逝后,他和三哥林聪彝一同应召入京,补内阁中书,此后十余年一直在吏部工作。后来到地方任江南道、山西道、河南道监察御史等职。1880年,53岁的林拱枢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晚清最末一代翰林林步随就是林拱枢的孙子,他是光绪二十九年的进士。他曾赴美任留学生总监、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后致力于实业救国,但在动荡的时局中被劫受骗,家财散尽。
另外,我国著名的外交元老凌青是林拱枢的曾孙。他原名林墨卿,在抗战时期为保护家人改名凌青。
再来看一下林则徐的女儿们。
长女林尘谭,她的丈夫是清河南布政使刘齐衔。刘齐衔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曾任德安知府、浙江按察使、河南布政使等职,为官清正,强力肃贪,名臣胡林翼对他就非常赏识。
三女林普晴,她的丈夫便是晚清名臣沈葆桢。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六妹林蕙芳的儿子,所以沈葆桢还是林普晴的表兄。林普晴是位非常有胆识的女子,沈葆桢任广信知府时,为对付太平军沈葆桢四处募兵,很少在府治上饶。有次沈葆桢又外出募兵,太平军大举进攻上饶。城中无主帅,官员都劝林普晴赶紧逃生。可林普晴临危不乱,誓与上饶共存亡。她与守城军官制订守城方略,又亲率城中妇女为守城将士送饭。紧接着她当机立断,血书一封致衢州守将饶廷选求援。饶廷选紧急之下出兵广信,于是广信解围,而饶廷选却因为没有收到军令即调兵被革职,林普晴因血书乞援而赢得百姓敬重。
同治六年,沈葆桢接办福建船政,家中事务全部交由林普晴打理。同治十二年,林普晴积劳成疾,于中秋之夜病逝,年53岁。
至于林则徐的幼女,史料并无记载她的名字,她的丈夫郑葆中是一名秀才,郑葆中的父亲曾官至江西九江知府。
林家的后人都非常优秀,这和林家“清廉自律、慎守儒风”的家风熏陶是分不开的,林则徐为国谋利、不计个人得失的忠贞气节和“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人生态度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