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铸币，最得民心的张士诚为什么没能得到天下反而输给朱元璋？
小编问：张士诚已经深得民心，为什么败朱元璋？我的回答是：这跟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优柔寡断、三心二意的人终将不能成就大事。我这里只对张士诚做个简单历史回顾，请小编和读者朋友自行判断：
张士诚（1321－1367），原名张九四。泰州（今江苏）兴化白驹场人。元末位于江浙一带的义军领袖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一。因张士诚家大口阔，为了养家糊口，张士诚从十岁起就不得不跟着乡亲们一起在白驹场的官盐船上“操舟运盐”，依靠卖苦力赚来的微薄收入补贴家用。少年时的张士诚“少有膂力，负气任侠”，随着张士诚年龄的不断增大，他逐渐意识到买卖私盐可以从中牟取暴利，可以改善家庭生活。便和几个胆大的同乡在运送官盐的时候夹带一部分的盐卖给当地的富商。因为他平时乐善好施、为人正直守信，不仅身体健壮、而且为人仗义疏财，虽然自己家里经常穷得揭不开锅，可是每当乡亲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慷慨解囊，有求必应。张士诚在当地盐民中有很高的人气和威信。
元朝末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江南地区的农民除了要向官府缴纳各样赋税之外，每年还要向田主缴纳额外的附加粮和丝绸，甚至要代替田主服徭役。在蒙汉地主的层层盘剥之下，下层百姓贫者愈贫，生活窘迫。元廷政府腐败，财政困难，严重到入不敷出的地步。元统治阶级为了继续享受萎靡奢华的生活，大量增发盐引，提高盐的价格。在当时，盐业成为元朝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虽然盐的价格在不断的升高，但那些盐民的生活依然苦不堪言。因为每当台风来临，大量的海水会灌溉在土地之上，用来种植了粮食的土地变成了盐碱地，当地老百姓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
由于给官家运盐收入微薄，张士诚和几个胆大的同乡在给官府运盐的同时，随身夹带一部分食盐，卖给当地的富户。白驹场的富户们常常以举报官府相要挟，不仅不给张士诚他们盐钱，而且对他们非打即骂。白驹场当地有一个盐警，名叫丘义，负责监督盐民出工、缉拿私盐贩子。这个邱义不但常常克扣白驹场盐民的劳动所得，而且盐民们每月还要向他上贡。一有疏漏，他就对盐民随意打骂。张士诚和盐民们慑于他的淫威，只能忍气吞声。
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张士诚与弟张士德、张士信秘密联络李伯升等十七名胆大的盐民，积极筹备武装暴动。因事关重大，为了防止秘密泄露，张士诚他们把起义的地点选在了白驹场附近的草堰场。一天夜里，十八名热血盐民在草堰场的北极殿中歃血为盟，抄起挑盐用的扁担，在寒风中悄悄摸进盐警邱义的家中，把这个平日里为害乡邻的恶霸盐警丘义乱棍打死了。 随后，十八个人又冲进当地富户家中，打开仓库，把粮食和钱财分发给当地的老百姓，接着一把火把富户的房屋烧了个干净。这就是史称的“十八条扁担起义”。接着，张士诚率盐民和当地百姓起兵，攻下泰州、兴化、高邮等地。
张士诚起义，引来元王朝的残酷镇压。元顺帝至正十四年九月（1354年），元朝的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来攻，把高邮团团围住。当时的张士诚，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叫天不灵，呼地不应，最惨的是，他当时想投降都不行。脱脱铁了心要攻下高邮，尽屠当地兵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脱脱遭元廷奸臣算计，元顺帝一纸诏书把他就地解职，押往吐蕃，半路赐酒毒死。至于那“百万大军”，因群龙无首，形同散沙。张士诚乘机全力出击，元军如鸟兽散。
次年（1354年），张士诚在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年号）“天佑”。随后，张士诚率军渡江南向攻取常熟、湖州、松江、常州等地。1356年，张士诚定都平江(今江苏苏州)，或许正是因为深知底层民众的艰苦生活，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废除元朝的各种苛捐杂税，减轻底层民众负担。至于历年来农民拖欠元朝的赋税，张士诚一笔勾销。就连当年已经交上去的税赋，张士诚也退还四成。在张士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下，江浙地区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在战乱和饥荒中曾经举家迁往外地的流民纷纷重返家园。
张士诚派军队与当地农民一起，开垦隆平府城外的南园和北园两片荒地，全部种植粮食、蔬菜等作物，并减免当地农民一年的赋税；大周政权取消了农民拖欠元政府的所有赋税，并把当年四成赋税返还给农民，把地主和富户的粮食衣物赐给贫民和老年人；在郡和县两级行政区分别设立劝农使和劝农慰，带领当地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桑；在隆平府，张士诚命人把承天寺的铜佛融化，铸造“天佑通宝”，取代元顺帝发行的至正钞在江浙地区流通，有效地稳定了江浙地区的物价和市场。
虽然张士诚没有读过什么书，但他却愿意花大力气发展教育，“凡属州县，聿稽前典，务选明博好礼之士，朝夕讽诵以修明伦序，以兴起贤能”。他开办了类似于公立学校的弘文馆，招纳“将吏子弟、民间俊秀”为学生。张士诚慷慨地为学生提供饮食和津贴。张士诚还开办礼贤馆，吸纳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大家所熟知的施耐庵、罗贯中两位文豪，都曾经在张士诚帐下效劳。朱元璋帐下大军师刘基，也曾做过张士诚的谋士。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淮东发生饥荒，张士诚便派其弟张士德从通州（南通）渡江进入常熟。 随即又攻嘉兴（今属浙江）。被元朝的驻军守将、苗族大帅杨完者多次打败。张士德绕道攻破杭州。杨完者回兵救援，张士德又吃了败仗，逃了回来。1356年，朱元璋派耿炳文攻取长兴（属浙江），徐达攻取常州，吴良等攻取江阴（均属浙江），张士诚的军队西面、南面都被堵住，势力逐渐衰落。不久，徐达率兵攻下宜兴，然后进攻常熟。张士德迎战失败，被前锋赵德胜活捉。张士德被捉住后，张士诚非常郁闷。朱元璋想留在张士德来招降张士诚。张士德派人偷偷地给张士诚送信，叫他投降元朝。张士诚在朱元璋、已经投降元朝的方国珍和元军三方夹击之下，不得已投降元朝，江浙行省右丞相达识帖睦迩将此事报告给朝廷，元朝廷封张士诚为太尉，他手下的文武官员都按级别封了官。张士德却被徐达押送到金陵（南京）以后，拒绝进食，最后饿死。
降元后，在元王朝的默许下，张士诚继续扩占土地，割据范围南到浙江绍兴，北到山东济宁，西到安徽北部，东到海。待羽翼丰满，张士诚又反元复周，由于张士诚控制了中国东南最富庶的地区，切断了元朝漕粮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从经济上沉重的打击了元朝统治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士诚是灭元的盖世功臣是没有疑问的。
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攻安丰，杀红巾军领袖刘福通，自称吴王。当朱元璋收拾了陈友谅之后，便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20万精兵倾尽全力来攻打张士诚。
张士诚所占据的平江被朱元璋大军围困了一段时间，粮草所剩无几。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七月，张士诚见城中粮余渐尽，他又是厚道好人，干不出杀人为食的恶事，便率绰号“十条龙”的上万亲军冒险突围。几次突围未果，平江城破，无奈之下只有弃城投降。朱元璋没有杀降的习惯，照说张士诚完全可以在朱元璋的照顾下舒舒服服地过完余生，可他抵达南京的当晚，就趁人不备，自缢身亡。终年47岁。据说，朱元璋曾经到平江（苏州），听当地人谈到张士诚。几乎人人都感恩张士诚没有死守城池，而是选择投降了朱元璋，躲过了这次战争，不致生灵涂炭。
说到元朝末年最厉害的三个反对元朝统治的集团，那就必须提到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在这三人之中，陈友谅是最为心狠手辣、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之人，用乱世枭雄来称呼他最为合适不过。张士诚则是最为有钱之人，他占据着当时全国最富有的地区，经济实力十分的雄厚，人气也很旺。而朱元璋似乎是三人之中最为弱势的一个，论奸诈他不及陈友谅，论钱财他不及张士诚，仅民心一项可以和张士诚比肩，政治谋略却是陈友谅，张士诚所不及的。所以朱元璋却成为最后的赢家。那么，深得民心的张士诚为何最终失败？朱元璋曾有过两个字的解释：“器小”。朱元璋曾经说：“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无独有偶，《明史》也有类似评论：“士诚为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假如张士诚在朱元璋攻打陈友谅时，能够趁机直捣兵力空虚的南京，哪轮得到朱元璋一家独大呢？只是张士诚宅心仁厚，有些妇人之仁罢了。优柔寡断，三心二意怎么能干成大事呢？所以，张士诚败给朱元璋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一个人能否同时精通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电子力学结构经济学和哲学基础领域以及小说和电影？
提问中所指的人应该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当今的社会中，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才。道理很简单。因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几百年的发展，当代的科学技术已经非常深入，涉及面也非常宽。各个学科分支的成果和文献浩如烟海，一个人无论怎样勤奋，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全部学会，全部理解，全部掌握。甚至终其一生，也不可能接触到太多的文献。莫说是全部，即便是对某个专业的某个领域能够有比较透彻的理解和掌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人类的智慧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叹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类积累的科技成果和知识并不多。一些科学家可以涉足多个领域，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取得成就。例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达芬奇，他就是一个多面手。在理科，工科，艺术，绘画……等多个领域都有涉足，并且都取得不俗的成果。但是这样的人即使在古代也是凤毛麟角，并不多见。到了当代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根本不可能出现。因为他需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而他能够学的东西又太少太少。两者之间的差距永远不会消失，反而会越来越大。
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持有四个领域的博士学位授予權。算是很了不起了。华先生的珠算也很好。打算盘一般人比不过他。
苏步青先生也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他的特长是微分几何。在几何领域他是受人尊敬的权威。同时他弹的一手好钢琴。算得上多才多艺。
到了陈景润这里就不一样了。他是书呆子。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数论当中，其它一切都不顾。
由此可见，现在以及今后，不可能再出现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永恒之塔秘银铸币能换首饰么？
永恒之塔秘银铸币在哪换装备：1、魔族是格尔克马洛斯主城，邮箱旁边的房间进去，天族是英吉斯温主城。兑换在深层兑换.圣杯和王冠是必须在深层。2、每个最上级王冠会少大约2000左右，在奥德飞行器.传送装置的圆台四周有四个NPC，是可以兑换秘银铸币装备的，叫做天军二级兵，就是俗称的玫瑰套装套,奶妈的而且有治愈量加成,用来FB还是可以的。天/魔族在龙界进行特定的任务是获得一定的秘银铸币，搜集这些秘银铸币后在龙界各自要塞中通过NPC可以换唯一等级、传承等级、稀有等级装备。
私人铸造钱币为何到汉武帝时期却行不通了呢？
您好，基本上很多朝代都出现私人铸造钱币，现在的造假人民币，也是私人铸造钱币。
私人铸造钱币的术语私铸钱。民间私炉盗铸的钱币，因意在牟利，私铸钱一般比官炉钱轻小粗恶；从铜质到文字都明显劣于同时官炉所出之钱。然而各代私铸钱虽禁难止，存世数量均不为少，给货币市场带来了严重灾难。
两汉时期货币的铸造，除了西汉早期有过短暂的放民铸钱以外，一向都是由官府控制的。其情形大致是：西汉在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以前，中央政府由少府进行管理，具体的铸造则由中央和地方郡国兼行（在不同的时期其情况并不一致）。武帝元鼎四年以后，改由水衡都尉属下之上林三官进行统一的管理与铸造，铸钱工场也集中在都城长安及其附近。
下面找一些汉朝钱币图片，大家可以对比下，民间允许铸造的钱币和官铸钱币的区别。
一、榆荚半两榆荚半两是西汉早期产物 。因形如榆荚，称为“荚钱”。“荚钱”一般甚为轻薄，轻重不一。
汉初，财政困难，政府以秦钱重为借口，令民间和地方自由铸造半两钱，法定重量3铢。钱体轻小，穿孔极大，钱文“半两”，制作粗劣。
榆荚半两的币质为青铜，钱币等级多为九级，其中传行有七级和八级。
二、八铢半两八铢半两是汉高后（吕后）二年（前186年）开始铸造的钱币，也是西汉统一铸行，币值为青铜，钱体行制比较规整，重八铢（约5.3克左右），文字笔划较秦半两平钱。
其因汉高帝荚钱（一铢）型制过轻而加以发行，后以八铢钱价值过高，对小额贸易极端不便，故旋于吕后六年废止，改行五分半两钱。
前期铸造多为九级，后期减重品为十级，传形为六级。（下图一为前期八铢半两。下图二为传形八铢半两）
除了以上几种八铢半两外，有资料记载还要一种《戚偃半两》为三级币，仅此几枚待考，这类我也不太了解，所以就不做解释了，也没找到合适的图片。
三、五分钱五分钱是汉朝初期流行的钱币，荚钱的一种，《汉书·高后纪》有相关记载。《汉书·高后纪》：“六年春……行五分钱。” 颜师古 注引 应劭 曰：“所谓荚钱者。” 丁福保 《<古钱大辞典>后叙》：“得五分钱及五分钱之极薄者，即可补《史》 《汉》注语之不详。”自注：“五分钱亦为荚钱之一种，《汉书·高后纪》‘六年行五分钱’是也。
五分钱是汉高后六年（公元前82年）始铸，币值为青铜，等级多为九级（下图一），传形为六级（下图一），还有五级复式钱（找了一个赝品图，大家讲究看看）。
四、四铢半两公元前179年刘恒继位，他继位后亲贤纳谏，倡导以农为本，注意发展生产，紧缩通货，把从税收收来的钱储存于国库之内，不在放出，同时取消盗铸钱令，允许自由铸造，鉴于五分钱轻小于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铸行半两钱，因朝廷法定钱重四铢故称“四铢半两”。
四珠半两币质为青铜，钱币等级多为十级，其中传行为八级，还有加横加竖等图的为九级和八级。
从第一图《榆荚半两》可以看出，钱币极其粗劣私铸与伪钱的区别“伪钱必是私铸，私铸并非皆伪钱”。如何区分是否“私铸”或“伪钱”首先要区别所铸钱币的目的。如以谋生为目的所铸钱币则应称之为“私铸”,而以谋利为目的所铸钱币则应称之为“伪钱”
景帝时期的盗铸西汉第一次大规模盗铸货币的情况出现在景帝时期。《汉书·景帝纪》载：（景帝中元六年）十二月，改诸官名。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注引应邵曰：文帝五年，听民放铸，律尚未除。先时多作伪金，伪金终不可成，而徒损费，转相诳耀，穷则起为盗贼，故定其律也。
武帝时期的盗铸西汉第二次盗铸货币的浪潮发生在武帝时期。《史记·平准书》载：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镕，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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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被汉武帝彻底征服的？
谢邀
接下来我们会从不同的视角，说清楚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
军事视角首先，我们从最直接最简单的军事角度，来观察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
一、开战之初
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 年）春，汉武帝决定向匈奴展开攻势。
《汉书》记载，武帝召问公卿，谈及和亲政策不仅没有制止匈奴贵族的南下杀掠, 反而刺激了他们继续南下杀掠的野心，武帝对大臣们说，“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汉武帝元光二年（西元前133年），西汉在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策划了对匈奴的一场诱敌歼灭战。
当时，马邑( 今山西朔县) 人聂翁壹通过王恢提出诱匈奴入马邑, 伏兵歼之的建议。汉武帝予以采纳，于是聂翁壹带着货物出关与匈奴人交易，假意告诉单于说，要把马邑城出卖给匈奴，同时，武帝派“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单于贪求得到马邑城裹的财物，于是便率领十万骑兵进入武州塞口，可惜，匈奴行至马邑百里外，俘获了一名雁门尉吏，尉吏泄露了军情，匈奴单于知汉军布下了伏兵后, 立即撤军，武帝的伏击战计划功败垂成。
马邑伏击战后，匈奴便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关系，攻击扼守大道的要塞，经常侵入边境抢劫，不可胜数。
马邑之战五年后的元光六年（前129年），武帝再次派遣四路大军反击匈奴，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 今河北怀来县东南) , 太中大夫公孙敖出代郡, 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 今山西右玉县南) , 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 今内蒙托克托县), 各率一万骑兵。
卫青军未遇匈奴主力, 只有小接触, 顺利到达笼城, 歼敌七百名而还。公孙贺军扑了空, 一无所得而还。李广军全军复没, 李广负伤被俘，后夺马逃回。公孙敖军也损失七千人而败回。
当年冬天，匈奴有数千入侵扰边境，渔阳郡军民财物损失惨重。武帝派将军韩安国率军驻守渔阳。
第二年的秋天，匈奴出动二万骑兵攻入边塞，杀死辽西太守，掳走二千多人。又打败渔阳太守的军队一千多人，包围了韩安国将军的军队，幸好燕国派兵解围。匈奴军队刚刚从渔阳撤军，又转向西，进攻雁门郡，杀害了数千百姓。
元朔元年（前129年）秋天，汉武帝派遣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雁门出击，将军李息从代郡出击，反击匈奴，消灭匈奴军数千人。
二、收复河南地与漠南之战
为解除匈奴对关中的威胁, 并且为以后直捣漠北准备出发基地，元朔三年（前127年），武帝再次派遣将军卫青、 李息出兵云中，从高阙符离，斩获匈奴敌兵首级数千，赶跑了白羊王和楼烦王，收复了河南一带，设置朔方、 五原郡，招募十万多民众移徙到朔方郡，并留军驻守。卫青军横扫匈奴残余, 巩固了河南地的侧后安全。
为了巩固和发展河南战役的成果, 元朔五年（前124年）汉军再次发动了漠南战役。
漠南战役的打击目标是设在阴山以北、大漠以南的匈奴右贤王王庭。武帝命令车骑将军卫青统率三万骑兵出高阙，卫尉苏建担任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担任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担任骑将军，代国相李蔡担任轻车将军，都归车骑将军卫青节制，出兵朔方。匈奴右贤王轻敌，以为汉军不可能进攻，于是喝醉了酒，却不知汉军早已出塞，长途奔袭六七百里，连夜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连夜逃走，仅带着他的一个爱妾和几百个精壮骑兵飞跑，冲破汉军包围圈北去。汉军俘获了右贤王的部众男女共一万五千人，裨小王十多人。
第二年的春天，武帝又派已经升任大将军的卫青统率六位将军，十多万骑兵，仍从定襄出发，奔袭数百里，攻击匈奴，前后共消灭匈奴一万九千多人，而汉朝也损失了二位将军，三千多骑军士卒。
三、攻取河西走廊
匈奴在失去河南地后, 把主力撤到漠北, 休整待机, 意图引诱汉军到漠北决战。但是汉军没有立即进袭漠北, 而是发动了攻取河西走廊的河西之战。以确保长安西侧陇西等地的安全, 切断匈奴与羌族的联系，同时联络西域各国共同讨伐匈奴。
元狩二年（西元前121年）的春天，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万名骑兵从陇西出发进击匈奴，汉军士卒越过乌盭，讨伐匈奴脩濮部，渡过狐奴河，经历五个匈奴王国，几乎捉到匈奴单于的儿子。辗转战斗六天，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苦战于皋兰山下，诛杀匈奴折兰王、卢侯王，俘虏浑邪王的儿子和相国、都尉，共杀敌和俘虏八千九百六十人，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
当年夏天，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一齐从北地郡分两路出兵。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则一齐从右北平郡也分两路出兵。公孙敖军因迷失道路, 后来没有投入战斗。霍去病率骑兵穿越贺兰山, 向西北前进, 经大迁迥进抵居延泽后,就切断了浑邪王、休屠王与山北单于的联系, 并立即沿弱水迅速向南穿插, 进至祁连山与合黎山间, 出敌不意地在浑邪王、休屠王的后方发起攻击。匈奴大败, 被歼三万余人。单桓王、酋涂王等二千五百人投降。不久, 浑邪王杀休屠王, 率残部四万, 号称十万投降汉朝。武帝以其属地设为武威、 酒泉郡，河西走廊的匈奴自此被肃清。
四、漠北决战
河西之战的胜利, 使武帝彻底解除了后顾之优, 得以全力与匈奴单于进行主力决战。
元狩四年（西元前119 年春）, 武帝决定出敌不意发起漠北之战，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领五万骑兵，另有数十万步兵和运输部队紧随其后。
霍去病从代郡出发，卫青从定襄出发。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趟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都属大将军卫青指挥。
单于把辎重都运送到北方很远的地方，只将精兵布署在沙漠北面等待汉军。这时恰好卫青的部队出塞一千多里，看到单于率军在等待汉军，卫青即命士兵用武钢战车环绕布成阵营，派出五千骑兵前去冲击匈奴军，匈奴也派一万余骑兵来攻。
这时正是日落时分，刮起大风，沙砾扑面，两军互相看不见，汉军派出左右两侧部队包抄单于。单于看见汉兵众多，而且兵强马壮，打下去对匈奴不利，便趁着黄昏乘着六匹骡拉的车，带着几百名精壮骑兵冲破汉军的包围向西北逃去。这时天已昏黑，汉军和匈奴军相互混战，双方伤亡相当。汉军的左校捉到俘虏，供说单于已经在天未黑时逃离。汉军于是派轻骑兵连夜追击，卫青紧随在后面。匈奴兵四散逃跑。在天亮时，汉军追了二百多里，没有追上单于，捕杀敌人一万多，到达窴颜山赵信城，获得匈奴积蓄的军粮，用来供给部队食用。大军在这里停留了一天才返回，行前将剩余的粮食全部烧毁。汉军共歼敌一万九千余人。
汉武帝对匈奴的连续作战，没有给匈奴喘息和恢复战斗力的机会，使汉军对匈奴作战的俘获一次比一次多，以致于匈奴的人口大量战减少，战斗力大为削弱，此后汉方“不击匈奴，匈奴亦不入边”。
五、震慑匈奴
到了元封元年(西元前 110年 ) 冬十月， 平定南越、 东瓯叛乱之后，武帝巡视北方边陲，率兵十八万骑，旌旗延绵千余里，从云阳出发， 北经上郡、 西河、 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到朔方，临北河，威震匈奴，匈奴为之慑服。
军政视角一、汉武帝的战争观
经过汉初几代统治者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时，汉朝国力已大大增强，出现了以战争解除国防威胁的机遇。为了实现“安天下，逸子孙”的目标，汉武帝抓住机遇，策划和指导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实践。
从汉初和亲政策下的匈奴对汉边不断骚扰的态势中，汉武帝清楚的了解到，匈奴从来就不是一个愿意与中原和平共处的民族，它的存在，势必会是汉王朝国防安全的长久威胁。和亲虽然能一定程度上缓和与匈奴之间的关系，但是并不能根绝外患，因此，自高帝至景帝六十余年间，匈奴之祸仍史不绝书。匈奴始终与汉帝国处于对立状态。
《盐铁论》中记载：“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郡，……不备则侵盗不止”。
为了加强国防安全，汉武帝决定出师征伐匈奴。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中记载："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这段记载表明，武帝的征伐是为了给后人一个安全和平的生活环境，而非穷兵黩武。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中还记载：“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这一段记载表明，汉武帝出征匈奴是为了以战止战，是为了制止“四夷侵陵”，是为了天下太平。
二、政治准备
军事征伐要想取得胜利，首先就要政治地位稳固，皇权集中，才能统一指挥，调动全国力量，为战争服务。
1、登基之初
汉武帝在刚即位时，试用儒学治国，大量起用儒学之士。
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让武帝凡事都自己做主，不要向窦太后奏请，窦太后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派人打探到了赵绾等人的“奸利事”，迫使赵绾、王臧等人最后自杀，而且还借着这个势头，全面罢黜了汉武帝即位以来用儒生的新政行为，宣示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面对掌权的窦太后，汉武帝并没有与之进行直接较量，而是示之以弱，韬光养晦，以稳固自己的皇位。在窦太后全面废止了汉武帝的政策措施后，汉武帝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失意的少年天子，经常化装微行，每天“声色犬马”，去外面狩猎玩耍。
其实，他并非在于享乐，而是在暗中部署和组织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皇家骑兵扈从卫队——期门。
东方朔劝谏武帝不要贪于逸乐，汉武帝对他大加封赏，却仍然声色犬马，还想要扩建上林苑。
之所以如此，并非为了享乐，而是为了让他的期门郎得到更好的训练，以为他权力的巩固做准备，也为自己更为宏大的政治理想打基础。
就这样，汉武帝在即位之初尚未掌握实权的情况下，逐渐建立起了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精锐部队，这为他在窦太后去世后迅速掌权和开展军事、政治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后来征伐四夷积蓄了力量。
2、加强皇权
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摆脱了后宫的制约，得以确实行使皇帝职权。
接下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制约相权。
自汉初以来，丞相就“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和皇帝共同议政。
为了加强皇权，以更好地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国防战略，汉武帝建立起了由他自己控制的决策机构。
他不断招揽人才，以智谋足以建策，文章口辩见长者留在身边，先后选拔了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人，任命他们为汉武帝的近臣或从官，直接听命于汉武帝，汉武帝用他们组成“中朝”。
中朝官员脱离于丞相控制的正常官制系统，丞相无法节制他们，但是他们却是处在枢机地位的重臣，出纳诏命，掌参机要，奏闻朝政，参决政事，分掌着丞相的权力。
中朝是汉武帝设立的朝中之朝，他撇开了丞相参决政策、运行政治。自从以中御外的体制确立后，凡是重大问题的决策，多由中朝官员表达天子的意志。在决策机制中，中朝官占据着优势，对外朝议政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
中朝设立以后，“中书”、“尚书”逐渐上升到皇权政体的机要地位，而丞相的地位却逐渐下降，致使丞相府破败不堪，以致最后“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中朝的设立，使汉武帝凌驾于体制之上，强化了武帝的个人意志在政策、法令、制度上的功能，为汉武帝真正成为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创造了条件。
在对于地方的控制方面，汉武帝也开创性地设置了刺史监察地方官吏的制度。
元封五年（西元前 106 年），汉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汉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每州派部刺史一人，负责监察州部内之郡国。
刺史虽然官秩仅为六百石，但是却能督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他们直接对汉武帝负责，因此可以忠于职守，无所顾忌地履行职责，充当朝廷的耳目。这种由直接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的制度，大大加强了武帝对各地的控制，其利远大于弊，因而为后世广为采用，并延续至今。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汉武帝在加强对地方郡县控制的同时，也没来没有放松过对封国诸侯的掌控。
在汉武帝时期，虽然诸侯王的势力已大不如前，但是仍然对社会的稳定和中央皇权的稳固存在着巨大隐患。因此，汉武帝十分重视对诸侯王问题的处理。
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主父偃向汉武帝进献“推恩”之策，武帝始行《推恩令》，仅元朔二年至四年，推恩封侯的就有 104 人之多。在实行“推恩”后，虽然侯国的数量不断增加，但王国的面积、人口和经济军事实力却在不断缩小和减弱。
《推恩令》规定，被推恩的裂地侯国“别属汉郡”，经过“推恩”，受封析地出来的侯国均被纳入到了中央直属的汉郡的统辖之下。随着诸侯王国的逐渐缩小，中央直属的地区却在慢慢增大。在汉初，中央直接统治的区域只有十五个郡，但是到汉武帝行推恩之后，却逐渐增加到了八十多个郡。
为了保证抑制诸侯王、加强中央集权的效果，汉武帝还制定了“左官之律” ，设立了“附益阿党之法”，以限制诸侯王的势力发展，除此之外，汉武帝还运用各种手段打击和制裁各诸侯。
如在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武帝就以诸侯王国进贡的酎金不符合规定为由，一次削夺了 106 人的爵位，“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另外，汉武帝下令“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把盐铁的经营权收归中央，也切断了诸侯王的大量财源。
汉武帝各种政治策略的实施，有力地巩固和加强了集权，使他的对外征伐能够以整个国家为后盾，是汉武帝国防战争取得胜利在政治上的有力保证。
二、富国之策
《管子·七法》有言：“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力”。强大的军事实力是以雄厚的经济力量为基础的。
经过汉初历代统治者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已相当繁荣，而汉武帝连续的大规模对外用兵，更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持，为了满足军费需求，以支持大规模对外战争的需要，汉武帝积极采取措施，增加财税收入。
（1）统一币制，增加铸钱。
西汉初期，币制很不稳定，景帝后虽禁止民间私铸货币，但却一直没能被完全禁止，武帝初期，也曾多次改革币制，但是一直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币制混乱的局面，使国家财政日益困难，富商大贾也是利用货币或私铸货币大发其财，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为了解决币制混乱的局面，缓解财政危机，元鼎四年（西元前 113 年），汉武帝再次改革币制，这次他吸取教训，把铸币权收归了中央，规定由中央设置三官（钟官、技巧、辨铜）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通行全国，禁止郡国铸钱，惩罚私人偷铸，并责令郡国将以前的铸币统统销毁，所得的铜运输给中央。三官铸造的五铢钱式样规整，制作精良，所以不易盗铸。
在垄断铸币权的同时，汉武帝还将铜矿产区收归中央统一管理，以从根本上制止私自铸币的行为。币制的统一，稳定了国家的经济收入，缓和了财政危机。
在币制统一后，由于战时的财政开支的不断增加，汉武帝又在原来铸币的基础上，新增了白金和皮币，以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应付战时的紧急开支。
（2）国家专卖
元狩四年（西元前 119 年），汉武帝采纳了臣下的建议，开始垄断盐铁的售卖权，实行盐铁专营，严禁私自铸铁和煮盐。
根据建议，汉武帝在产盐区设置大盐官，募人煮盐，并将产出的盐收购归官府后运往各地销售；在产铁区设置铁官开采和冶炼矿石，铸造铁器，并运住各地出售，同时在没有铁矿的地方，设立小铁官管理旧铁器的收买和改铸以及新铸铁器的售卖。
为了让盐铁官营取得更好的效益，汉武帝还派孔仅和东郭咸阳到全国各地盐铁产区，聘请家境富裕又有管理经验的盐铁商人充任盐官或铁官，建立起了全国统一的盐铁专营机构。
天汉三年（西元前98 年），汉武帝“ 初榷酒酤”，又实行了对酒的专卖，令“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进一步扩大了政府财源。以盐铁为主的垄断专卖措施，在保障战时军费供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就如《盐铁论·轻重篇》所说：“当今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虏之赏，以亿万计，皆瞻大司农。此扁鹊之功，而盐铁之福也”。
（3）算缗、告缗令
为了维持军事征伐的顺利进行，国家财用匮乏的，武帝自己也是“损膳省用”，而富商大贾却“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因此，元狩四年（西元前 119 年），在推行盐铁专营制度的同时，汉武帝还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以剥夺富商大贾的利益。
算缗令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对于兼营工商业的，“率缗钱四千一算”。在对于财产征收算缗的同时，武帝还规定，但凡不是官吏或三老、北边骑士而有轺车的人，每辆车也要纳税一算，商人的轺车更是每辆纳税二算，五丈以上的船只也要各纳税一算。
在算缗令后，又颁布了告缗令，规定有能检举揭发的隐匿财产或者不如实上报的，赏赐没收所得财产的一半给告发人，“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
算缗和告缗令的颁布施行，征收了大量富商大贾的财产，给国家带来了巨额收入，“国家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住宅千万间”，缓和了财政危机，有力地支援了汉武帝的对外征伐。
（4）均输、平准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支援战事，元鼎二年（西元前 115 年），武帝以孔仅为大农令，桑弘羊为大农丞，开始试办均输。
元封元年(西元前 110 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总管全国财政大权，于是他提出均输平准的全套方案： 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
均输平准政策的提出后，很快在全国推行开来。均输、平准政策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烦杂、运费有时超过货物本身价值的不良现象，而且有利于调剂物资，节制市场，打击富商大贾的非法活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由此， “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5）卖爵、卖官与赎罪。
为了解决连年用兵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局面，卖爵、卖官与赎罪制度也被作为一种应急措施被汉武帝采用。元朔六年（西元前 123 年），开始允许人们买爵，“大司农经用竭，不足以奉战士。六月，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①、、，而单此卖武功爵的钱，就“凡直三十余万金”，大大地补充了经用告竭的国家财政。
元封元年（西元前 110 年），“令吏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由此，“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
天汉四年（西元前 97 年）秋，“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太始二年（西元前 95 年）秋，“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汉武帝这些卖爵、赎罪等应急的敛财措施，也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费用。
汉武帝推出的这种种增加财政收入经济措施，强化了中央政权对社会经济的调控能力，直接在短期内增强了大汉帝国的经济实力，为武帝对外征战的继续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
三、强军之法
1、抑文崇武
西汉初期，武职的权势和地位远远低于文职。为了发掘和培养有能力的军事人才，以开展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汉武帝十分注重改变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
汉武帝在即位后，积极营造尚武氛围，韩嫣就因为熟习兵法而得到重用，《汉书·武帝纪》记载：“上（汉武帝）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习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也就是说，不仅要求武士、军人必须熟练掌握各种武艺，而且鼓励文人学士练习骑射和击剑。
对于战功卓著的将领，汉武帝不仅给予丰厚的赏赐，还经常破格提拔，武职的地位大大提高。元朔五年（西元前 124 年），汉武帝任命侍中出身的卫青为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此后，丞相的地位不断下降，而大将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却日益显著，《文献通考·职官考十三》记载，后来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任出宰相之右”，而丞相府却是“客馆丘虚”，《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记载，到公孙贺、刘屈釐为相时，相府甚至“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
2、精兵强军
汉武帝执政后，积极扩充中央军，以达到精兵强军的目的，为征战匈奴做更为充分的准备。
太初元年（西元前104年），汉武帝将南军的郎中令改名为“光禄勋”，并借机扩大南军人数，在光禄勋下增设了期门、羽林二军。
《文献通考·职官考十三》记载，“期门掌执兵送从，建元三年（西元前 138 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
期门、羽林与普通的南军卫士不同，他们大多是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良家子”中选募出来的壮勇善骑之士，他们的身份地位比其他卫士要高。期门和羽林是从武帝随身扈从发展起来的近卫军，是武帝的贴身禁军，他们虽然是宫廷的禁卫，但是经常奉命与北军一道参加征战。
武帝时，期门郎约一千五百人，羽林郎近二千人，羽林孤儿则“其员无数”。
除了在光禄勋下增设期门、羽林二军外，汉武帝还对北军进行了扩张。
汉初，北军由中尉统辖，汉武帝时，在北军中先后增设京辅都尉、左辅都尉、右辅都尉、城门校尉等，分割了中尉的权力，北军的军事实权最后被皇帝总揽。在改革北军领导体制的同时，汉武帝还在北军兵额的基础上增设了八校尉，扩充了北军： 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虎贲校尉掌轻车。八校尉都是“以兵为职”的常备军，他们和期门、羽林一样，都由汉武帝直接控制，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
经过汉武帝对南、北军的改革扩建，汉军增加了一支作战勇敢、武技出众的精兵队伍，中央军的武装力量得到空前加强，为汉武帝反攻匈奴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保障。
汉武帝意识到，汉匈战争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过程，为了保证对匈奴的军事优势，在原有的征兵制外，还采取了许多其他途径扩大兵源，补充兵力。
（1）募兵
对匈奴的作战，需要大规模的运用骑兵，而骑兵要想熟练地掌握骑射技术，就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严格训练才行，为了适应时局，汉武帝开始实行募兵。募兵由于出于自愿，又有一定的报酬，还经过了挑选，身体都比较强壮，而且又是职业兵，有较长时间的训练，因此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2）谪发
将某种特定身份的人或者罪犯征发来服兵役，也是汉武帝扩充兵员的常用途径。武帝时踵秦发“谪戍”之制，多次征发“天下谪民”、“谪戍”、“恶少年”、“七科谪”从军。所谓“七科谪”，张晏注《史记·大宛列传》：“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壻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除此以外，汉武帝还有时还谪发恶少年，即犯过罪或有犯罪嫌疑而未受刑的人。这些人被征入伍，或屯田，或修筑长城，或戍边，或出征打仗，大大补充了兵员，增加了军队的数量。
（3）少数民族
汉武帝还注意使用少数民族士兵以扩充兵力。
《资治通鉴·汉纪·太宗孝文皇帝下》记载，在汉文帝时，晁错曾提出过使用归降的少数民族兵防御匈奴的“以蛮夷攻蛮夷”的计策：“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汉武帝便将此计策付诸实施了。
如太初元年（西元前 104 年），武帝命李广利率“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伐大宛；天汉二年（西元前 99 年），命成娩“将楼兰国兵击车师”。
汉武帝不仅征调境内少数民族和属国的兵力参与征伐，而且还将匈奴骑兵、西域诸国军队和南越楼船士等大批内附的少数民族军队改编为汉军。《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汉武帝在北军增设的八校尉中，就有“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汉武帝大规模使用境内以及归降的少数民族军队参与作战，改善了汉武时期兵员结构，弥补了中原汉军不擅骑射和水战的不足，为击败匈奴和统一周边各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加强骑军
匈奴地处北方边境，其地地广人稀，适合使用骑兵作战。汉武帝适应情势需要，在汉廷开展了大规模的骑兵兵团建设。
在汉武帝增设的北军“八校尉”中，就有四个校尉即屯骑、越骑、长水、胡骑都是专门为组训骑兵而设立的。除了增设的四个骑兵校尉外，前述汉武帝设立的羽林骑不仅是武帝的贴身禁卫，也是武帝骑兵将领的培养对象。
汉武时期，除了中央的骑兵数量大量增加外，边郡也有为数不少的骑兵，《汉官六种·汉官旧仪卷下》记载“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
在保证骑兵数量增加的同时，汉武帝还规定骑兵要“习射御骑驰战阵”，以提高骑军的战斗力。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战马充足是发展骑兵最基本的条件。
汉兴之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为此，汉初历代统治者都鼓励养马，到汉武帝时，军马数量大大增加，厩马已扩充到 40 万匹。但是，在连续对匈奴进攻的战争中，尽管汉军接连获胜，战马的损耗仍然很大，有时仅一次战役就 “汉马死者十余万”。为了补充大量耗损的军马以继续支持对匈奴的大规模骑兵作战，汉武帝实行了应付战时需要的马政。
一方面向民间征马以补不足，一方面采取市场经济手段鼓励养马，如元狩五年（西元118年）令“平牡马匹二十万”，以提高雄马价格的方式鼓励民间饲养雄马；在元鼎四年（西元前 113 年），汉武帝又“令民得畜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后来又规定封君以下到三百石吏都要按等级献出相应数量的母马，由亭集中负责繁殖饲养，以便国家从中征调子马；太初二年（西元前 103 年），汉武帝更是“籍吏民马补车骑马”，下令对民马进行登记造册，然后由国家征用，以补官马不足。除此之外，汉武帝时还修订法令，出马抵免劳役。
在补充军马数量的同时，汉武帝还十分重视以优良马种改善军马的质量。
《资治通鉴·汉纪·太宗孝文皇帝下》记载，晃错曾将中原马和骑兵与匈奴相比较，指出汉马弱点“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
为了改良军马的品种，汉武帝不仅吸收西域地区以厩养为主和以苜蓿为饲料养马的经验，还千方百计从西域各国引进良种马，甚至为了得到大宛的汗血马，还发动了对大宛战争。
《新唐书·兵志》记载，经过汉武帝的努力，“既杂胡种，马乃益壮”，汉马的品种得到了改良。
（5）军需后勤
“粮谷，军之要最。”汉武帝十分重视军队的后勤补给和军需保障。为了保证军粮的供应，汉武帝除大力发展农业外，还在边疆大兴屯田，以便就近筹粮。
元狩四年（西元前 119 年），“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武帝正式开始了军事屯田。
后来，军事屯田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屯田卒广泛开垦了西北耕地，不仅解决了大部分的边防军粮需求，还有力地支持了西北前线的战事，起到了“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 的积极作用。
为了保证军需供应，汉武帝维修和新建了不少道路，逐步完成了以京师为中心，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
汉武帝对后勤保障的重视以及他为后勤保障所作的努力，是汉军取得对外征战胜利的坚强军需后盾。
（6）选拔将才
汉初以来，迫于汉匈军事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历代统治者都奉行对匈奴的“和亲”，虽然在面对匈奴的侵扰也曾进行过回击，但也都是消极防御，把匈奴赶出边塞即还。
在这种长期以防御为主的对匈作战中，长期驻守北方的军事将领逐步形成了以各自家族为重的利益集团，甚至交通外夷，勾结匈奴，挟匈奴以自重。
汉武帝即位后，放弃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改而采取了攻势。而面对汉武帝的攻势作战，老一批的著名军事将领在大规模的攻势作战中少有建树，军事行动也屡次受到掣肘，长经塞外的李广甚至多次在沙漠中因迷路而贻误军期。
汉武帝为了贯彻自己的攻势作战，打破传统拘束，不拘一格提拔卫青、霍去病等军事人才。
卫青、霍去病虽然出身卑贱，但是汉武帝看中他们精忠报国、胆气过人、善于骑射、英武骁勇，不断提拔他们，使他们都在战争中建立了功勋。
卫青首次出征就奇袭龙城，揭开汉匈战争反败为胜的序幕，后七战七捷，收复河朔、河套地区，击破单于，为北部疆域的开拓做出重大贡献。
霍去病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善于长途奔袭、快速突袭和大迂回、大穿插、歼灭战。17岁为剽姚校尉，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大漠，两次功冠全军，封“冠军侯”。19岁指挥两次河西之战，歼灭和招降河西匈奴近10万人，获匈奴祭天金人，直取匈奴圣地祁连山。这是华夏政权第一次占领河西走廊，从此丝绸之路得以开辟。漠北之战消灭匈奴左部主力7万余人，封狼居胥。徙乌桓至匈奴左部故地，以牵制匈奴。战后拜大司马，与大将军卫青同掌军政。
凭借这些忠心耿耿的武将，武帝也达成了他北却匈奴，保国卫家的目的。
（7）修缮边防
汉武帝还大力修筑长城，并新建了许多边城、亭燧、烽火台和军用道路等，构筑起了一套完整的边防系统。
秦始皇时期，曾“北筑长城以备胡越，堑山填谷，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径数千里。”
高祖时期，曾令人对秦长城进行重新修缮。武帝时期，在反击匈奴的战争开始后，汉武帝继续对秦长城加以修缮利用。
元朔二年（西元前127 年），汉军收复了“河南地”，于是汉武帝命卫青“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随着反击匈奴战争的不断深入，汉武帝突破秦长城的范围，自元鼎六年（西元前 111 年）至天汉元年（西元前 100 年），又先后组织了七次大规模的修筑边塞行动，修建起了长达二千公里左右的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主要由“西塞”、“居延塞”和“塞外列城”三部分构成。
元鼎六年（西元前 111 年），为了配合汉军的行动，汉武帝“初置张掖、酒泉郡”，并调发“数万人度河筑令居”，这是武帝第一次大规模的兴建新长城，也是西塞兴建的开始。此次修建的边塞，始于令居，止于酒泉，这段边塞的修筑，有力地巩固了河西走廊的安定，初步实现了汉武帝隔绝匈奴与西羌交通的战略构想，也使汉武帝在军事上开通西域成为可能。
元封三年（西元前 108 年），在举兵攻破楼兰、车师之后，汉武帝又派人“列亭障至玉门矣”，在此后，武帝西筑亭障的行动仍未停止。 太初三年（西元前 102 年），武帝“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在这一带修筑起障塞亭燧。居延塞的修筑，不仅为酒泉等郡增添了屏障，也为汉军的对外进攻提供了一个前方基地，为汉军深入蒙古大漠提供了便利。
在修筑居延塞的同时，武帝又下令在五原塞外筑城障列亭，汉武帝“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
汉武帝时期防御工事的修建，大大加强了西汉王朝的边防力量，为汉朝抵御匈奴对北方边疆的侵扰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给汉武帝对开通西域和限制匈奴提供了有力支持。
正是有了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人才等各方面的全面准备，才有了武帝时期对匈奴战争的胜利。
以上我们把汉匈战争介绍的来龙去脉介绍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会从历史的视角，揭示汉匈战争的实质。
历史的视角：一场公与私的战争汉匈战争的实质，是汉武帝和他的战友们立志匡正天下，官僚体系中的腐朽势力勾结外敌，一起向汉武帝和桑弘羊们发起了战争。
让我们从头说起。
一个国家的问题，和一个人的身体的疾病是同样的道理，有外感有内伤。
国君失道，脏腑不和，百姓怨怒，这是由内而外的内伤；
如果受到来自外敌的侵略，使国家遭受到创伤，甚至导致亡国，这是外感之病。
在最初的最初，人类都是不生病的；最初的国家，也都是不生病的。
在夏商周三代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朝代更替现象。
后来，天下出现了邪气，奉天命承天运的天子就要出来消灭它。
如果天子做不到，他君权的权威的来源就消失了，他统治天下的合法性也消失了。天命和天运，就会转移到其他人的头上，换其他人做天子，这叫革命。
于是就有了夏启征有扈氏，商汤征夏桀。在《尚书·汤誓》中，商汤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还说：“予畏上帝，不敢不征。“这就是恭行天罚。
恭行天罚的前提是，天子要有能够战胜并惩罚违道背德者的能力和武力。如果丧失了这种能力，即便天子想恭行天罚也力不从心。东周时期的周天子，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当时周王室内部出现了问题，而且由于封建制度，要不停的分封新的王族成员后代，那么属于中央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小，到周平王迁都时，已经从最开始的千里，变成了不足六百里，而诸侯国利用拓荒来增加土地供给，通过税收优惠，来鼓励劳动力流入。土地资本供给增加，劳动力供给也增加，诸侯国就越来越强大。
再加上周幽王时期，在犬戎之乱中，王师惨败导致精锐丧失殆尽。周桓王时期，王师又被郑庄公打败。王师从此之后一蹶不振。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可周王室式微，和楚国打，打不赢，郑国和晋国作乱犯上，周王室也都打输了，失去了征伐的能力，就更加没有财税，穷的连车都没有了。
失去了中央的武力钳制，也丧失了礼乐这种伦理约束，诸侯国如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此，诸侯国的主旋律，就变成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人口。
一方面诸侯对天子的僭越；一方面，诸侯之间则从春秋争霸战争，一直发展到战国的灭国兼并战争；而夷狄也开始大规模袭扰中国。
春秋无义战。
说的是这时期的战争，既不是为了恭行天罚，也不是为了尊王攘夷，而是一切为了私利。
秦始皇出世，横扫六合，终于给天下这个生命，重新安上了一颗强大的天下之心。
中国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病了几百年的天下，总算是大病初愈。
秦始皇认为，要一劳永逸的杜绝夷狄的侵袭，这就需要修长城，把它们全部挡在中国的外面。
而为了重建君臣上下关系，秦始皇消灭了封建制，改为郡县制。
结果，过于自信的始皇帝暴亡，赵高毁秦，不愿放弃权柄的六国残余联合起来覆灭了秦朝。
如何复正天下这个问题，交给了刘邦。刘邦调整了郡县制，分封了诸王，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延缓了下去，但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后来的吕后和文景二帝，屡次想恢复郡县制，可是也没有实质性的解决问题。
景帝杀晁错，七国之乱，正是为公的中央和为私的地方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的。
这时候，汉武帝登场了。
汉武帝找到了董仲舒。
正天下，先得正天文历法，再正舆服。
汉武帝重新启用夏正，制定了太初历，改了正朔。接着，汉武帝中和了三统说和五德终始说，制定了汉代的舆服制度。
再接下来，汉武帝通过推恩令削蕃，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通过打击郭解这种黑恶势力豪强恶霸，割掉了寄生在天下之躯之上的毒瘤。
整个官僚集团，既有桑弘羊这样身怀正气的正臣集团，也有对立面的那些邪臣官僚集团。
汉武帝和他的战友们匡正天下的举措，让邪臣官僚体系恨之入骨。
他们过惯了僭越，习惯了压榨百姓，享受这做害人虫寄生虫的福，所以他们想像赵高和六国余孽们覆灭秦朝一样，消灭意志坚定的汉武帝。
诸侯国没有了，豪强也被消灭的差不多了，为了和汉武帝对抗，他们选择和匈奴联合起来，于是，汉匈大战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