酋长的命令，CKU比赛都有哪些要求和项目？
主要项目：《2010年CKU华东区全犬种国际冠军展（CACIB）》 《2010年CKU青岛全犬种冠军展（CAC）》 举办时间：2010年05月7-9日 举办地点：青岛城阳宝龙城市广场 主办单位：中爱联合犬业俱乐部有限公司（CKU） 青岛市犬业协会 承办单位：青岛炫宠宠物俱乐部有限公司，青岛城阳宝龙城市广场 独家协办单位：青岛爱丁堡边境牧羊犬繁育基地 国际支持：世界犬业联盟（FCI） 友情提示：请参加比赛的朋友按照当地《犬只治安管理办法》携带相应的犬只健康证、车辆消毒证明、狂犬疫苗注射证明。
武则天统治时期的治国措施是什么？
武则天很早就专注治国理论研究，考虑唐代经济发展的走向。她地位稳固后既向唐高宗提出“建言十二事”：
十二建言是成熟的政治建言，是一套具有重大意义的治国方针，既是政治纲领，又是实施措施。她的治国纲领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赢得百姓的拥护。她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为高宗治国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国家发展赢得了希望。
（一）劝农桑、薄赋徭。农桑是武则天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措施。她二次进宫，每年三月亲蚕祭祀，把发展蚕桑作为国家发展经济的第一要务。此后，唐朝的丝绸业的发展达到极致的繁荣，产品远销亚欧市场。
薄赋既是轻徭薄赋的而经济思想，又是立民为本的政治手段。《孟子·尽上心》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科使富也。”薄赋有利于发展生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轻徭则减轻农民的负担，从而缓和阶级矛盾。
（二）给复三辅地。汉景帝二年（前155）分内史为左、右内史，与主爵中尉同治长安城中，所辖皆京畿之地，故合称“三辅”。武则天恢复三辅给“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官员管辖，目的是稳定唐都长安有序治理。
（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公元674年以来，吐蕃、突厥、辽东常扰边，天后建议息兵讲和。停止用兵，平定新罗就是一例。对外讲和，对内讲德治，达到仁治天下，德化天下。
（四）南北中尚禁浮巧。全国禁止官员浮夸和淫舌，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主要抓整治官僚主义，廉政建设，洁身自好，从我做起。
（五）省功费力役。停止不必要的工程建设，杜绝一哄而上，节省国家每一笔开支，把钱用在刀刃上；特别是财政官员要管好国库，提倡勤俭节约，禁止滥用劳役。
（六）广开言路。令国人畅所欲言，听取人民意见，聚集人民智慧，为国所用。
（七）杜谗口。教育国人要有品德休养，不要妒忌人，不要说人坏话，更不能诬陷别人。
（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教育朝廷官员要读《道德经》《孝经》《论语》，每年读一经，并用于实践。此类书是培养品德的好书。特别是对王公和高管，要求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首先要用言行来影响百姓。道德培养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
（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武则天推行的孝道文化，父母亡，需要守孝三年。周礼虽然繁琐，但体现了仁爱，从简传承是必要的。
（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在高宗皇帝上元年间之前立过功的勋官、勇士、烈士，国家都要表彰，付给抚恤金；不给就追究。这是武则天对于献身国家事业的功臣的重视。
（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给京官增加俸禄，目的是调动起积极性，多为国家出力。这又团结了官员，使政权组织更加稳定。
（十二）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对任职很久有才华的官员进行晋级提升。这体现出武则天重视贤才且能用好人才、不分背景、身份，只要有才华就可以得到提升。
高宗采纳了她的建言，把它当作治国方针，保持了唐朝的稳定与繁荣。高宗去世第二年的垂拱元年（685），武则天命令精通律法的韦方质对国法进行仔细修正。本着约法省刑的原则，制定《垂拱式》20卷、《垂拱留司格》6卷及《垂拱新格》2卷。这些条文，贯穿了武则天无为而治、以德服人、不 滥用刑法的思想。
武则天颁布的法律条文，传递出一种男女平等的信息。十二建言第九条要求：父亲健在而母亲故世，为人子者应该服丧三年。这在当时是对男权思想的挑战，主要针对董仲舒提出的以“三纲五常”为体统的儒学教条；同时也暗暗针对长子世袭制，为其称帝进行伦理铺垫。
法制制度基本形成后，武则天着手对大臣进行思想教育。她令文人撰写《臣轨》发给大臣每人一册，《臣轨》即为人臣应当遵守的规矩和标准，包括国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等十章，作为臣僚的座右铭与士人贡举习业的读本。
她还命人作《孝子传》《少阳正范》赐太子李贤。武则天教育大臣、教育儿子实现“母仪天下”的目标。她还撰写了《列女传》《百僚新城》《乐书》等千余篇，成为治国系统理论。
武则天垂拱元年正月下敕，将御史处分下级权力收归中央，由她裁决。二月调整登闻制度，让臣民上访伸冤有机会；可在西朝堂击鼓立石，声音能传到明堂入天子耳，以利于解决过去的重大冤案。
垂拱四年（688），武则天在稳定政局后，果断结束了失人心的酷吏政治，转而对铨选制度进行大胆改革，开制科考试招纳贤士，选拔国家所需人才。诏书一下，洛阳涌进考生上万人。
从“十二建言”纲领到《垂拱格》的制定，从道德理念的养成到招贤纳士的人才政策，构成了一整套系统的治国理论。这些上层建筑建立在破旧立新的基础上，是武则天在治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
刘仁轨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刘仁轨是从一个县尉做到首辅大臣的儒将，中国古代抗倭、大败百济的名将，一个竭诚奉国、遭黜削而能尽忠的忠勇将帅。唐朝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说他：“太宗朝李靖、高宗朝刘仁轨，皆自宰臣，乞骸致政。其后知犹可用，复起于家。进退之间，曲尽情礼。君臣之际，良史美谈”。武则天评价他：“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
刘仁轨（601年－685年），字正则，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县张市镇）人。唐朝宰相、名将，汉章帝刘炟之后。唐太宗时。刘仁轨以直言敢谏闻名，累官至给事中。唐高宗即位后，刘仁轨历任青州刺史、带方州刺史、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职。镇守百济期间，因救援新罗，并在“白江口之战”中大败倭国、百济联军而名震天下。一度以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受命防御吐蕃。武则天摄政时，刘仁轨担任西京留守，封乐城郡公。垂拱元年（685年），刘仁轨逝世，年八十四。追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唐玄宗时，追谥“文献”，并配享高宗庙廷。撰有《行年记》、《永徽留本司格后本》等，惜今已亡佚。
刘仁轨少年时代家境贫困，爱好学习。隋朝末年，社会动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战乱让他无法专心地读书，但仍然获得“恭谨好学，博涉文史”的名声。刘仁轨每当劳动之余、或空闲之时，就伸出手指在空中、地上写写划划，来巩固自己所学得的知识，刘仁轨后来以学识渊博而闻名于世。
唐高祖武德初年，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瑰起草奏疏议论国事，刘仁轨看到那份草稿，替他修改了几句话，文采顿时焕然一新。任瑰对他的才学感到惊异，于是就下文书聘补他为息州参军。不久改任他为陈仓县尉。陈仓县官署里有个名叫鲁宁的折冲都尉，平时骄狂放纵违反法纪，县署里没有人能制服他的。刘仁轨警告其不得重犯，但鲁宁凶暴蛮横不当回事，依旧如故，刘仁轨用刑杖将他打死。州里的官员把这事报告给了朝廷，太宗李世民非常生气，大怒道：“一个县尉竟打死了我的折冲都尉，这算什么”？命人把他召进朝廷责问。刘仁轨回答说：“鲁宁侮辱国法，我因此杀了他”。太宗见刘仁轨刚毅正直，就提升他为咸阳县丞。
贞观十四年（640年）秋，太宗准备到同州打猎。当时秋收还没有结束，刘仁轨上书劝谏说：“今年雨水丰沛，庄稼长得茂盛，现在仅仅收割了十分之二。只按平常情况征用劳役，就已对秋收造成不少妨害。现在有要为打猎做准备工作，维修桥梁平整道路，劳力即使尽量节省，还是不能少于几万人。稍微推迟十来天，让农民收割完毕，陛下的车驾从容出动，于公于私都得到安宁”。 唐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并下诏赞美到：“你的职位虽然低，但能竭尽忠诚以奉事国家，所论之事，朕十分赞赏”！不久，刘仁轨升任为新安县令，累官至给事中。多次升迁到给事中。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刘仁轨因处理“毕正义案”得罪李义府，刘仁轨遭到李义府等人的憎恨，被贬为青州（今山东青州）刺史。
显庆五年（660年），高宗发兵征讨百济，刘仁轨奉命督海运。李义府在明知时机不当的情况下，强行督促他出海。结果船队在途中遇风沉没，死伤严重。朝廷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审讯。结案后，李义府对高宗说：“不斩刘仁轨，无法向百姓谢罪”。 高宗只是将刘仁轨免职，以白衣（平民）的身份随军草草处分了事。同年，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平定百济。左卫中郎将王文度在渡海时病亡，高宗于是授刘仁轨检校暂任方州刺史，代替王文度统军职务。显庆六年（661年）三月，百济旧将僧道琛、鬼室福信等人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兴起百济复国运动，起兵反抗唐军，将刘仁愿围困在府城。刘仁轨任行军总管，受命东征新罗，与新罗军一起援救刘仁愿，并击退围攻府城的百济军，与城中的刘仁愿会合。这是刘仁轨第一次带兵，尽管刘仁轨没有作战经验，但刘仁轨治军严明，率领军队横渡瓠芦河，进攻并攻克新罗重镇七重城。后率所部唐军转战，所向披靡。在熊津江（今韩国锦江）口大败道琛，斩杀、淹死叛军数万人。刘仁轨、刘仁愿合兵一处，驻守府城。这年初冬，唐大将苏定方围攻高丽都城平壤日久，加之战事不利，又值大雪，粮草不济，遂退出平壤。刘仁轨自请留守百济。
高丽国（古代朝鲜）是管辖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重要部落。而高句丽是指我国辽东半岛和长白山一带，当时被高丽所蚕食侵占，他们将首都建在吉林集安，后来迁至今朝鲜的平壤。百济就是今天的韩国一部分，原与新罗同为并列部落，百济吞并新罗部落后，管辖朝鲜半岛的西南部，首都原来在韩国首尔，后来迁至今天韩国的公州。叛军首领福信等人认为唐军独守孤城孤立无援，不久必将西归，唐军不少将士的确也想西归中原。唐高宗也认为不宜再战，可随时西归中原。刘仁轨、刘仁愿认为如果这个时候撤兵，百济叛军必将前堵后截，损失更大。不如趁敌军天寒、松懈之际，突然率部奇袭，打下几个城池，这样既有粮草，又避免损失受冻，还减少以后攻城损耗和时间。诸将士同意了。刘仁轨让刘仁愿守熊津府城，自己带兵连克数城，安抚百姓；刘仁愿派人向朝廷报捷，同时请求增援。
与此同时，百济叛军发生内讧、火并，福信杀死了道琛，双方属下争斗不止，这样以来百济叛军实力更加虚弱，没有办法，不得已向高丽、倭国（古代日本）乞求援助。高丽怕惹怒唐军没有敢派兵支援，倭国却认为这是进入朝鲜半岛的好时机，于是倾兵增援。龙塑三年（663年），倭国天智天皇以援助百济为名，令倭将领毛野稚子等率领倭精兵2万7千余人直扑百济旧地，唐高祖得知倭寇增兵百济，命熊津道总管孙仁师率7千人从山东淄博等地渡渤海开赴熊津。九月，孙仁师与刘仁轨、刘仁愿会师，唐军士气因而大振。
刘仁轨任主将，本着“擒贼擒王”的原则，提出先攻击贼巢穴周留城的计划，他说：“加林城地势险阻守卫坚固，进攻就会大量伤亡，守卫也会旷日持久。周留城（今韩国忠清南道舒川郡旧韩山邑）是敌巢，敌军头目都集聚在那里。如果攻克周留城，其余各城自然就好夺取了”。诸将同意了这个计划。按照部署，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国王金法敏率领陆军进发，刘仁轨则与杜爽、扶余隆率水军沿着熊津、白江进军，与陆军会合。刘仁轨水军在白江口遇上了倭军，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国战船四百艘，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倭军大败。这就是著名的“白江口战役”。百济国王扶余丰脱身逃走，所佩宝剑被唐军缴获。百济王子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率领自己的兵众及倭国、耽罗国使投降。只有百济主帅迟受信占据的任存城（今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凤首山）还未被攻克。
当年苏定方灭亡百济，主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纠集溃卒，凭借险要地势接应鬼室福信。与孙仁师、刘仁愿陆军对峙。白江口之战后，二人投降唐军。刘仁轨展示诚意，让他们攻取任存城来证明自己的真诚，又为其补充军械、粮草。孙仁师认为此举可能会招致他们反叛，刘仁轨说：“我观察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真诚并有谋略，乘机立功，还怀疑什么”？沙吒相如等最终攻克了任存城。百济、倭寇联军在海上不敌唐军，在陆地上更不是唐、新联军的对手。唐、新联军将倭寇、百济杀得人仰马翻，倭寇被杀万余，加之海上消灭数千，仅剩数千人乘仅有的战船逃回倭国；百济死伤更甚，除迟受信独自逃往高丽存城不降外，百济的残余势力被全部消灭。唐军很快占领百济全境。形成了对高丽南北夹击的态势。
百济平定、新罗复国后，孙仁师、刘仁愿等人班师回朝，朝廷令刘仁轨则率军留镇百济。百济经过多年战乱，百业凋敝，刘仁轨采取一系列安民措施：掩埋祭奠死者、医治伤患；重新登记户籍，丈量土地从新分配；设置官署吏属，安置饥民灾民，救济贫困人家；开辟道路，建设村庄，修复堤坝堰塘，鼓励农耕生产，从事经商贸易；还替他们兴建土地神庙。百济民众很快安居下来。唐镇守军队屯田垦种，集聚粮秣，加强军备，为以后平定高丽做预先筹划。
麟德二年（665年），唐高宗到泰山封禅时，刘仁轨带领新罗、百济、儋罗、倭国等四国的酋长奔赴泰山参加祭典集会。高宗李治非常高兴，擢升刘仁轨为大司宪兼知政事。乾封元年（666年）六月，刘仁轨迁右相，兼检校太子左中护。进封爵号为乐城县公，他的儿子以及哥哥的儿子中有三个人被授予上柱国头衔，乡亲们为此感到光荣，把他住的地方称为“乐城乡三柱里”。
永隆二年（681年），刘仁轨任太子少傅。多次请求去职退休，朝廷只同意他免去尚书左仆射职务。武则天主持朝政时，又重新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宰相）。刘仁轨上奏疏称病辞职，乘机陈述吕后、吕禄、吕产祸乱败亡的事来规劝武后，武则天不仅没有怪罪，反而得到赞许，特遣武承嗣带上诏书慰问勉励他。垂拱元年（685年），刘仁轨改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乐城郡公。同年（686年）春，刘仁轨去世，终年85岁。武则天特的诏令在朝官员登门哀悼，颁发诏书追认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在唐高宗乾陵墓地。
刘仁轨虽然官高位显，但是从不自高自大，接待亲朋故旧跟当平民时一样谦虚恭敬。刘仁轨早年曾被御史袁异式弹劾，袁异式轻慢他侮辱他，胁迫他自杀。等到刘仁轨任大司宪时，袁异式还是宪台御史，成了刘仁轨下属，心里惶惶不安，一次宴饮，袁异式乘着酒劲向他解释求情。刘仁轨端着酒杯说：“如果不和您友好共事，就让我跟这酒杯一样”。说完掷碎酒杯。后来刘仁轨主管政务，特的推荐袁异式任司元大夫。刘仁轨就是这样从一个小小县尉做到首辅大臣的，刘仁轨颇有军功政声，为人和善大度，深得属下拥护。
因为考古会暴露其祖先是中国人徐福的？
根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的记载：日本国是由天照大神的子孙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立的，这一年是中国的周惠王十七年：这一年赤狄攻破卫国，齐桓公出兵救卫，正式开启了他尊王攘夷的霸业；同样是在这一年春秋时代秦国最杰出的君主秦穆公继位，秦国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在1889年颁布的亚洲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就写着：”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日本的天皇统治由此被赋予了一种神话色彩。
然而所谓的”万世一系“其实颇为值得怀疑：日本史籍中关于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生于何时、葬于何地根本没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其生平事迹更类似于神话传说。事实上在于公元592年登基的推古女皇之前的33代天皇的事迹基本都等同于神话传说，也就是说直到公元592年日本历史才有了真正较为清晰明确的文字记载。日本的文字系统形成相对较晚：直到中国唐代时期留学生吉备真备才根据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发明了片假名，后来日本人又根据汉字草书的偏旁部首发明了平假名。
在此之前日本无法使用文字记录自己的历史，所以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像汉倭奴国、邪马台国这样的早期日本历史其实主要来自于中国古人的记录和日本的考古发现。《汉书·地理志》中曾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则记载着“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这条记载说的是日本列岛上一个名为倭奴国的政权曾遣使朝贡东汉王朝，汉光武帝刘秀则将金印绶带赐予其使者。
这件事的真伪曾一度为人质疑，直到公元1784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两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了一枚金印，后经鉴定证明这枚金印正是当年汉光武帝刘秀赐予倭奴国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公元238年日本列岛上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遣使者难升米朝见魏明帝曹睿。曹魏政权赐予卑弥呼以刻有“亲魏倭王”的紫绶金印一枚以及包括铜镜百枚在内的礼物若干。2009年3月20日奈良县樱井市教育委员会宣布：对位于该市的缠向遗迹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公元3世纪前半期的建筑群。
尽管中国古人记录了一部分日本早期历史，然而海洋的阻隔使当时的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相当有限。当时中国对海外诸国的历史所秉承的是：前来朝贡时就记录一下，不来朝贡则不予记录。所以中国人记录的早期日本历史就是当倭奴国、邪马台国来朝贡时就记录一下，至于中间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历史则由于没使者前来朝贡则并未记录。至于日本人自己则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向下一代传递历史信息，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失真的现象。
日本的早期历史也就因此留下了大段的空白，直到日本发明自己的文字系统之前日本的早期历史记录一直处于这种晦暗不明的状态。正因为如此一部分学者提出：神武天皇的历史原型可能是来自中国的徐福。公元前219年徐福上书正在东巡的秦始皇称：愿往东海仙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于是命徐福率童男童女各五百名携带稻种、药物、随从和技艺百工渡海东去，然而接连两次行动均无功而返。公元前210年徐福第三次出海求不死之药，然而这次再也没回来。
关于徐福的下落有日本说、琉球群岛说、台湾说、济州岛说、菲律宾说等诸多不同的说法，甚至也有说法认为徐福最终葬身大海了。这其中流传最广的当属日本说。这是因为在日本的确发现了一些关于徐福到来的蛛丝马迹：家住山梨县富士吉田市的宫下义孝家中藏有一部《宫下富士古文书》（又名《徐福古问场》）。据宫下义孝声称：《宫下富士古文书》是800年前完成的。原来的文章没有了，现存的为宫下祖先重写的。”该书20余万字，全以汉字用毛笔书写在宣纸上。
根据该书的记载：日本第七代孝灵天皇之时徐福渡来到日本列岛，先后抵达筑紫（九州）、南岛（四国）、不二山（富士山）。徐福把7个儿子改为日本姓氏：长子姓福冈，次子姓福岛，三子姓福山，四子姓福田，五子姓福畑，六子姓福海，七子姓福住，然后把他们分别派往7个地方。从此徐福的子孙遍及日本各地，逐渐繁衍起来。据说如今姓氏中带有福、羽田、波田、波多、畑、畠等字的人均极有可能与徐福的子孙或与徐福一起东渡的秦人子孙有关。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认定徐福就是日本人的祖先呢？甚至网上还出现了一种说法声称：日本人不敢考古是因为怕暴露其祖先是中国人徐福。那么日本人真的考古吗？那么汉委奴国王金印是怎么被挖出来的？邪马台国遗址是怎么被挖出来的？显然所谓日本人不考古的说法并不属实。从如今日本境内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可以判断：至少在距今3万年前人类就已开始在今天这片被称为“日本”的土地上生息繁衍。迄今为止日本已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近一千处。
如果日本人不考古，那么这些遗址都是怎么发现的呢？同时这些考古发现也证明了一点：徐福有可能到过日本，也有可能是如今一部分日本人的祖先，但绝非如今所有日本人都是徐福带来的五百童男女的后代，毕竟3万年前哪有秦始皇和徐福什么事啊。那么日本人的祖先究竟是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始终没能形成能令所有人信服的统一标准答案。目前唯一所能确定的是：日本民族最早的祖先必然是来自亚洲大陆，除非日本这个弹丸小岛能支撑起一个独立民族的起源。
然而日本人的祖先究竟是亚洲大陆上的那支民族呢？目前存在古朝鲜人说、北亚骑马民族说、东南亚人种说.....在这诸多说法中也有与中国有关的说法。事实上在中、日两国长期流传的除了徐福东渡这种说法之外还有吴太伯后裔东渡的说法：吴太伯是春秋时代吴国的开国之君。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王勾践所灭之后吴太伯的后代就东渡日本列岛。1979年日本大阪教育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鸟越宪三郎最早发表新说“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
1984年2月23日致力于社会人类文化研究的鸟越宪教授对外宣布：“对被认为是从云南南下的泰国山岳地带(泰国北部)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所有婴儿的臀部有胎斑”。鸟越宪教授就这一发现又强调：“日本人在体质上所具有的胎斑渊源是云南，这是一个旁证，证实这个地区是日本人的发源地。”此后日本学者们的推论又由“倭人起源于云南”进一步演绎为“倭人的祖先为云南的少数民族”，其范围与核心基本圈定为彝族、哈尼族、傣族等多种说法。
尽管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问题存在诸多不同说法，不过目前考古学界最主流的观点一般倾向于认为：日本民族的祖先并非来自亚洲大陆的某个单一民族，而是由来自中国淮河下游及长江下游地区的汉族移民与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古代朝鲜人等多个族群融合形成的。也许历史上徐福东渡的故事所反映的正是当时中原地区的人向日本列岛迁徙的情况，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祖上是有中国血统的。
然而就整个日本民族而言：其实是一个高度混血的民族，因此并不能笼统地视为中国后裔。且不说日本人的祖先中有来自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成分，即使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早期移民也难以称其为中国人，因为远古时代是没国家这一概念的，中华文明迄今为止的历史被形容为上下五千年，然而大约在距今3万年前日本就已有人类活动的遗迹。很显然即使徐福到达了日本，那么他所带来的秦人子孙也并非全体日本人的祖先，但可以肯定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对日本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朝文献《海内北经》明确记有：“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而《山海经》的其它篇章则记述着中国人多次向东海诸岛屿迁徙的事迹。曾有现代学者根据《东山经》复原古代中原先民向东海岛屿迁徙的路线图：大黑山岛-济州岛-福江岛-下甑岛-鹿儿岛-琉球群岛。这些记载事实上是得到现代考古学证据支持的。日本考古学家曾在佐贺县高来郡三会树景化园的弥生文化墓葬中发掘出最早的纺织品。这是一寸见方的残布片，径线40至50根、纬线30根，与当时中国齐地所产丝绢大体相同。
这证明战国时期山东半岛的齐国已向日本输出丝绸了。虽然还不能确定日本出现的齐国所产的丝绢是怎么到达日本的，但这至少证实了战国时期中日之间就存在一条连接山东半岛齐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日本皇室的天丛云剑、八尺琼勾玉、八咫镜三神器无论形制或是制造年代都介于中国秦汉之间，而在日本古代传说中的神武天皇东征路线上陆续出土了很多中国秦代时期风格的器具，可以确定的是在日本的早期历史上就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生活在日本列岛之上了。
尽管在徐福东渡前日本列岛早已有人类繁衍，但正是在中华文明的刺激下日本才有一个个四分五裂的原始部族进化为一个统一成熟的国家。当时的日本称从中国和朝鲜半岛迁徙来的人为渡来人，这些人给日本带来了语言文化传统。日本相对比较优待这些人因为日本朝廷比较看重这些文化和知识。815年日本朝廷编写了整个日本统治阶层的姓氏：1182个统治阶级姓氏宗族里205个来自中国（包括高句丽姓氏41个），154个来自朝鲜半岛（百济104，新罗9）。
与此同时水稻种植技术也开始在日本日益普及——西元前3世纪以后水稻迅速在日本列岛传播开来。日本是多山地，少平原的国家。在原始社会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这种地缘环境成为限制各部族交流的天然屏障，整个日本列岛被切割为几乎大小差不多的地缘板块，而每一板块的生产力都差不多，这意味着生活在不同板块上的不同部族所能生产的粮食以及这些粮食供养的士兵都是差不多的，谁也不具备统一日本的实力。然而中华文明的传播打破了这一状态。
最早受到中华文明影响的九州地区由于掌握了水稻种植和新式农具，粮食产量出现了质的飞跃，尽管这一飞跃在杂交水稻都已诞生的今天看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当时就使得九州地区的部族比起四国、关西、关东等地的部族具有极大的优势。从中国大陆迁徙来的移民不仅带来了新式农具，同样带来了新式兵器：秦汉时期的中国已开始大规模列装铁制兵器，而日本连青铜冶炼技术都尚未掌握，绝大多数部族使用的还是原始社会的木制、骨制等兵器。
由于九州地区率先掌握了更为先进的中国技术，其他地区如若不想被九州地区崛起的倭奴国、邪马台国吞并，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掌握这种先进技术。于是日本列岛开启了第一轮效仿华夏文明的高潮，遗憾的是这次学习华夏文明的高潮没能像大唐年间那次一样被以明确的文字记载在历史档案中。在这一轮学习华夏文明的高潮中最终胜出的是本州中部的大和国——5世纪初实力强大的大和国家征服各部，建立起日本列岛第一个统一国家政权，和族由此成为日本的主体民族。
很显然我在上文所提到的这一切都是通过考古发现得以证实的，那么所谓日本人不考古的传言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是不攻自破了。事实上日本人不仅在本国考古，甚至还在考证包括中国在内的他国历史。1988年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与日本方面合拍了由日本导演佐藤纯弥执导的电影《敦煌》。日本人为什么会拍关于中国历史题材的电影呢？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日本对敦煌学的研究几乎是与中国同时起步的。
1909年日本《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这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1925年8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讲演时开始正式使用“敦煌学”一词，“敦煌学”的概念由此诞生。1953年日本成立了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1957年日本方面又组织了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由此可见日本人不仅在国内考古，同时也还参与国际考古。
日本的考古学界也并没回避自己的祖先与中国人、朝鲜人、东南亚人有亲缘关系的基本事实。正如上文提到的日本人起源于中国云南这种说法最早就是由日本人提出的。日本学者直良信夫于1931年4月18日在日本兵库县明石郡大久保町西八木海岸的洪积地质层中发现的“明石原人”被证实是从台湾岛、琉球群岛一带迁徙到日本的。甚至就连在日本的动画片《哆啦A梦：新·大雄的日本诞生》中也提到了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于亚洲大陆这种说法。
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日本人不考古这种明显不实的言论呢？主要还是由于我在全文一开始所说的那种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神化观念造成的。在日本汉倭奴国、邪马台国这种早期历史遗迹可以挖，实际统治日本的历代幕府将军的陵墓可以挖，唯独皇陵是不能挖的。日本皇室是否有他们所吹嘘的那么古老不得而知，然而日本皇室的确是从有文字记载起一直延续至今。这意味着即使是一千多年前的皇陵里埋的天皇也是当今天皇的祖宗。在日本的体制和文化氛围中谁敢挖天皇家的祖坟呢？
俄罗斯历史书是怎样记载中俄尼布楚条约的？
在俄罗斯人看来，曾经征服西伯利亚是及其辉煌的历史，在所踏之国从来没有遇到磕磕碰碰，于是也就进一步壮了他们的胆，进一步朝着日初之地前进，好像在找曾经因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报仇一样，先消灭其长孙拔都本部的金帐汗分支的诸汗国，这样洗刷1242年蒙古二次西征带来的耻辱，将家门口的蒙古势力清除干净。接着把蒙古统治区的外围一一清扫干净。
比如常年统治西伯利亚蒙古突厥一支在鄂毕河中游与乌拉尔山之间建立西伯利亚汗国，由于莫斯科公国早已对其原臣服的金帐汗国所降服，伏尔加河流域的阿斯特拉罕汗国，喀山汗国降服，西伯利亚汗国也望风而逃，沙皇伊凡四世也自然而然成为西伯利亚之主，但好景不长，由于沙俄极度想将其占为己有，这也引来比邻西伯利亚汗国的不满，从而为沙俄出兵西伯利亚找到了借口。于是在1579年联合哥萨克头子叶尔马克一道越过本属欧亚洲这条常规界限，拉开了向北亚挺近的步伐。沙俄势力于是就进入了鄂毕河流域，同样面对以南的流域的额尔齐斯河的蒙古核心圈内，由于双方实力悬殊，沙俄还是不敢南侵的，即而取消了占领成吉思汗老家蒙古高原的野心，而是以最少的人力物资成本，继续穿过无人之境，向远东进军，这个时期，鞑靼瓦剌，满清与明朝形成了三股统治东方势力。
他们哪会顾及不到一千人的沙俄探险家，相反却将主要精力放在西伯利亚中部及以南地方争夺焦点上，主要围绕长城一线，这时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已经相争了二百年，从1368年明朝将成吉思汗后裔最后统治中原的蒙古政权大元推翻后，以致蒙古退出漠北后不忘初衷，想再度复制成吉思汗时期辉煌，但这个时候大明已是高度统一的帝国，那会让他们得逞。
所以等到沙俄来西伯利亚的时候，大明那时边防线还在长城一线，明朝大不如前，伴随国力衰退，疆域也萎缩到中原一隅。同样在万历皇帝统治之下，不但没有改观，相比他在位时大明内外环境更是多灾多难，国内外形势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大明越来越不利。
首先是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朝鲜战争，明朝肯定得管，接着就是倭寇在海上横行，骚扰东南沿海，大明渔民和当地治安肯定受影响，埋怨朝廷。虽然嘉靖帝时戚继光清除了倭寇，可日本却由民间变成了政府，对明朝威胁越来越大，万历帝在位时也总算给彻底解决了。除了日本威胁后，接着就是欧洲人的威胁，这个时候西班牙和葡萄牙，荷兰已发展出可以席卷全球的船队，他们趁明朝闭关锁国的优势已在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先驱开导下，完全可以在中国周边东南沿海活动，所以这个时候西方列强已到了家门口。
就这样利玛窦供奉的《坤舆万国图全图》给万历皇帝看，他却对大明以外的世界嗤之以鼻，总认为大明才是世界中心，却不料被利玛窦将大明给画得那么小，他不是对这个奇妙的全球探索感兴趣，而是对这山川总图好奇，加以收藏，给自己看。
除了西南沿海那一股西方势力以外，接着就是最大的威胁，在东北一个这时兴起的努尔哈赤后金汗国，和不该出现的沙俄。沙俄使臣这个时候两度从托木茨克抵达北京，他们沿途主要经过蒙古地界，在进入长城一界，那自然成了明朝国界，可万历皇帝仍坚信尔乃大国，中国不亦小也。所以这个时候沙俄已明显占据西伯利亚，清楚认识到远东局势，而且是抢在未崛起的满清之前，因此在他们的史书上，自然不会把它看成满清的领土，而是认为自己本该拥有的。
在围绕后来清朝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沙俄由于雅克萨之战溃败，让他们不能进兵黑龙江，以至于该拥有的领土不完整，不能拥有气候适宜海港，所以认为自己理亏，因此面对清朝的退让，他们反而把清朝认为是在咄咄逼人，拔了他的城堡，占据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一带。自然在占据额尔古纳以西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他们认为本应该就是自己的，原因是清朝并未在这里明确划定统治区域，也未在勒拿河以西包括堪察加半岛拥有自己的统治机构，自然通古斯人和野人女真，楚科奇人等等自然是化外民族。所以对这块如入无人之境的飞地而言，俄罗斯历史认为这里自古和华夏挂不上勾，由于其主要核心在富庶的中原农耕地带，也无从和满清讲条件。
所以他们对康熙帝的谈和特使很是不解，为什么执意要不该拥有的东西，坚信把这个条约认为是不公平的条约，这也导致沙俄后来耿耿于怀，不想一直拘于不毛之地，有想夺取黑龙江一带的温暖地带野心，从而导致沙俄后来的趁火打劫咄咄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