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机房,关于清代的军机处军机处拟稿之事?
作者:史遇春
既然要说军机大臣处理机务时拟稿之事,那么,就先得从军机处说起。
军机处是清代的官署名,也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廷的中枢权力机关。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因用兵西北而设立“军机房”。
此前,清廷的内阁在太和门外,雍正帝为防止漏泄机密,于是,在隆宗门(位于乾清门前广场西侧)内设置了“军机房”。
“军机房”选取内阁当中谨慎周密的人入值缮写,主要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同时也辅佐皇帝处理政务。
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军机房”改称“办理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等职务,且均为兼职。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公元1736年~公元1796年)时期,复设军机处。
从此以后,军机处成为清廷的中枢权力机关,一直存续到清末。
由上可知,在清代的初期,是没有军机处的。
清廷在设立军机处之前,皇帝需要发布的谕旨,大多是由南书房拟定的。
所谓南书房,就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的值班之所。
南书房位于乾清宫西南,原本是康熙帝读书的地方,俗称南斋。
当日,康熙帝命侍讲学士张英、内阁学士衔高士奇入值,此为选翰林入值南书房之始,即内廷词臣直庐。
翰林入值南书房,初为文学侍从,随时应召侍读、侍讲,常随皇帝左右,备顾问、论经史、谈诗文;皇帝外出巡幸,亦随扈;皇帝即兴作诗、发表议论等,皆予记注;进而常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预机务。
高士奇在南斋时,颇招致物议,当时有句,讥刺其人云:
“万国金珠贡澹人。”
高士奇(公元1645~公元1704年),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樟树乡高家村(今慈溪匡堰镇高家村)人,后入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为康熙帝近臣,是在文、史、哲诸方面都有贡献的学者;他死后,谥文恪;学识渊博,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善鉴赏,所藏书画甚富;著有史学著作《左传纪事本末》53卷,《清吟堂集》等。
“万国金珠贡澹人”中,所谓“澹人”,即高士奇的字。
因高士奇亲近康熙帝,所以,“万国金珠(即各国进贡清廷的金银珠宝)”都可以“进贡”到他那里。
由此可见,身为皇帝近侍之臣,其权势的显赫。
高士奇之所以招致物议,原因大约如下:
一方面,是因为他受贡“万国金珠”;
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康熙帝重用近侍之臣。
皇帝重用近侍之臣,其实是对权力的收紧与集中。这种收紧与集中,一来与旧规往例有悖,二来也是在挤压外朝的权力空间。所以,由此而引发物议,自然是正常的事。
最后,高士奇因“万国金珠”而被弹劾。高士奇被弹劾,自然不只是就事论事的行为;其中,必然有一定的政治动机。假若真如讥刺所云,“万国金珠”进贡给了高士奇,高士奇的罪可就大了,康熙帝也不可能维护他,将此事轻轻放下,只给他一个“休致回籍”的处分。
之所以要详说高士奇“万国金珠”之事,就是想说:清廷当日设立军机处,其初衷并不是处理紧急军务、防止机密外泄那么简单。
其实,设立军机处,还是专制体制下,一脉延续的权力集中。
绝对的集中,必然导致绝对的昏聩与腐朽。
这在帝制史中,也是一种完全的倒退。
到了雍正帝时期,张廷玉为军机大臣。
张廷玉入值时,会携同编修戴衢亨等人共进。
其时,皇帝有谕旨,编修戴衢亨等会代张廷玉撰拟草稿。
这个时候,还没有军机章京的缺额。
回望往昔,雍正、乾隆两朝的诏书谕旨,内容回环往复、详细周密。比如说,朝廷要拔擢起用一个人,必定要明确宣示之所以拔擢起用此人的原因;比如说,要施行一项政策,也必定会表达清楚不得不施行这一政策的良苦用心。这一时期的诏书谕旨中,凡是戒饬臣工的,其内容之恳切,就如同家人父子之间的交心。这一时期的诏书谕旨的篇幅,长至每份达数百字到数千字之多。猜想,诏书谕旨的内容,肯定是皇帝自己确定大意并亲自阅读修改过的。因为,就一些诏书谕旨的内容看,军机大臣是不敢擅自拟定的。
到了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初年,潘祖荫、翁同龢号称绩学之士,颇工词藻。所以,他们在军机时,诏书谕旨的拟稿,自然没有多大问题。
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以后,瓜尔佳·荣禄执掌枢机。据说,荣禄曾经在私邸拟旨,同僚都不能参与,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写的、写了些什么。同时的瞿鸿禨,虽说是具有文才,但是,他也不敢张扬炫耀。直到荣禄死去之后,瞿鸿禨才稍稍执笔拟稿。
瞿鸿禨在军机时,鄂卓尔·荣庆也参与当值。因为荣庆是翰林起家的,有拟稿机会时,他总是跃跃欲试。安排荣庆拟稿,每写一稿,瞿鸿禨都会十分不客气地进行涂抹修改。在瞿鸿禨面前,荣庆自叹不如,所以,稿子被涂抹修改时,他也不敢争辩。
瞿鸿禨罢军机,张之洞、袁世凯相继进入军机。
张之洞暮年,已经有些江郎才尽的情况了。每至拟稿,执笔沉思,半天都写不出一个字来。袁世凯在旁边看着张之洞发笑,但是,他自己也不能赞襄一个词出来。
清德宗光绪帝的遗诏,乃是张之洞所拟。遗诏之中,光绪帝竟然自称“在天之灵……弥留不起”。读到遗诏的人,忍不住掩口失笑。
十余年来,清廷的朝政失纲。
这一时期,似乎就是把军机处的枢机要务完全看成了例行公事。
凡是需要谕旨批答的事务,军机处动辄就命令军机章京查检以往的案例,照抄过来,随便修改几个字,就送进内廷。如果没有成案,各位军机大臣就各出私意,凑合着写成一篇文字,根本就不会考虑文字能不能打动人、说服人,只求完成一天当差的任务就行了。
在此情况下,就发生了很多漏洞百出的事情。
此督、抚参奏的官员,马上就被彼督、抚保举;彼省上奏请拨的款项,马上就被此省截留;甲部上奏确定的奏章,马上就被乙部动议修改。
这样乱七八糟的场面,朝廷竟然很少严旨诘责。
监国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最初主持机务时,他的兴致非常高。各省章奏的批答,他也做了调整,将原来的“依议”改作“允行”,有点像史官记事的体裁。折子后面恭敬赞誉的套话,他还会常常加点浓圈。
不过,后来,载沣也慢慢懈怠了,甚至比光绪帝时期还不如。虽然,也会交秘议秘查的诏旨,但是,累月经年也不回复,就像是忘了有这事一般,大臣也不会过问。
浙江巡抚增韫(蒙古镶黄旗人)上奏,请求简拔王丰镐为交涉使,朱批“著照所请。”
朝廷二品大员(交涉使实为正三品),没有正式除授的谕旨,就批四个字了事。听说这件事的人,没有不惊怪诧异的。
按照以往的制度,凡是属于参奏的案件,即便是小到一个典史因为疏于防范而导致案犯越狱,处分时,也是要正式宣降谕旨,以示惩戒。
两广总督袁树勋被弹,密旨交博尔济吉特·瑞澂查办。关于此事,内外人等,都在密切观察其动向。等瑞澂查复请旨时,也是随折批“著照所请”四个字,就没有下文了。
己酉(公元1909年)两宫大丧,民政部请求奖励出力办事的司员,有百余人;礼部也同样请求。这都是违反旧例滥邀恩泽的举动,根本算不上是议案。上奏之后,竟然全部奉旨依议。
本文据清人胡思敬所撰《国闻备乘》卷四《军机不胜撰拟之任》一节成章。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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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无数的英雄豪杰,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刻,更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气节,在三百多年前,80万明朝大军向1万清军投降,主帅直接跪地求饶。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逃跑失败自缢于煤山,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但是刚刚作拥北京城的李自成却只安于享乐。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清铁骑招降了吴三桂,让他为清军效力,吴三桂为了自己的前途打开山海关,关宁铁骑背叛之后,清军10万大军挥兵南下,直接攻占北京城,李自成的大顺军队在大清铁蹄的攻势下不堪一击,被清军打的狼狈逃窜。
公元1644年,大清入关建立清政权,清帝国建立之后,一方面收拢明朝的士族集团,一方面派并继续南征。为了能够围歼李自成的部队,清兵下令全速追击,而负责前锋的阿济格所带领的部队,由于攻击速度太快,导致与后方兵马失去联系,凡事带兵打仗的将军都知道,孤军深入是兵家大忌,一旦陷入敌方的埋伏,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而在阿济格前面的就是左梦庚的80万大军,左梦庚是明朝军阀左良玉的后人,面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局面,阿济格没有办法,只能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他自己也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是让阿济格意外的是,他刚准备冲锋,却没想到前方明朝的80万大军直接投降,要知道对方有80万人就算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烧火棍都可以将阿济格带领了1万军队打得全军覆没,可明军因惧怕清军居然选择投降,让阿济格非常意外。
明嘉靖时期,六十多倭寇从浙江登陆,死伤5000余人,12万明军因惧怕拒绝出战,倭寇直逼南京城下,后被徐邳官兵歼灭于马头镇民家,斩首敌人四十一人。此事记录于《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当中。
r 倭寇几十人就敢登陆杀戮,终其原因,还是当时明朝的军队战斗力实在太差劲了。当时,沿海各省以及从内地调去的军队,包括狼兵、土兵,实力都是如此。后来,还是戚继光建立的戚家军,才打败了倭寇换来了短暂的和平。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明军羸弱的现象,到后来清军入关以后,明军更是不堪一击,百万以上大军一触即溃,不战而降的事件时有发生。
几十个倭兵,杀死明军几千人,这听起来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但确实是有其事。所以,我们不得不要承认,明朝军队的战斗力确实非常的弱。明朝也只有戍守长城一带的边防军还有较强的战斗力外,内陆的地方军大多数确实战力低下。可能有人会说,当时广西一带壮族、土家族的狼兵战斗力还是非常强的。
《明史纪事本末》就曾这样记录,当时,广西的田州土官就曾带狼、土士兵到苏州去。听说狼兵到了,当地人稍微放了点心。可是,在一次遭遇战中,狼兵遇到几十个倭冠,经过激烈的交战,并未取胜,反而有钟富等十几个头目都战死了,死伤了很多士兵。这样一来,倭寇就更大胆了,因为发现狼兵也不过如此。广西田州土官妇瓦氏引狼、土兵至苏州,闻狼兵至,人心稍安。赵文华至松江,因谓狼兵可用,厚犒之。使击贼至漕泾,遇倭数百人,战不胜,头目锺富、黄维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众。于是贼知狼兵不足畏,复纵掠如故。”《明史纪事本末》 卷五十五。
本以为狼兵与土兵可以让倭寇嚣张的气焰给打压下去,谁知道,狼土兵被打败了。倭寇于是更加肆无忌惮的在杭州一带烧杀抢掠,如入无人之境。一次,倭寇只有六七十人人,就行进数千里,杀伤我方人员达四五千人,历经了八十多日才把这一帮人给剿灭。
★“贼自绍兴高埠流劫杭、严、徽、宁、太平,犯南都,六七十人经行数千里,杀伤无虑四五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明史纪事本末》 卷五十五。
★《中国通史》清军十万人左右,带着一百门红衣大炮入主中原,明朝有一百多万军队都投降了,决定了中国未来三百年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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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六:研发技术优势 公司于2001年成立研发中心专门从事电梯技术研发工作,该中心2009年被绍兴市科技局认定为“绍兴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2010年被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公司2009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产品FSLB医用电梯、SDS30°自动扶梯电梯、FSL汽车电梯、高速乘客电梯等均达到先进水平。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共拥有144项专利,包括2项发明、117项实用新型及25项外观设计。
要点七: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优势 公司生产的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使用的核心部件,包括上下部驱动、扶梯子系统、层门装置、扶梯控制系统、直梯控制系统、直梯龙门架、轿厢体、对重架、机房部件、井道部件、桁架、梯级、扶梯预制线缆、门板、门套等,上述配件基本为公司自主设计与加工制造。公司规模化的电梯核心部件生产能力,一方面能有效降低成本,保证公司各核心零部件产品质量,以提高整机产品的质量与性能,另一方面能减少上游供应商影响,及时快速应对市场需求。因此相对而言,公司具有完整的产业链优势。
要点八:子公司拟3.5亿元投建新厂区 2018年9月18日公告,根据江苏省淮安市市政规划方案,淮安市淮安区政府拟对公司子公司施塔德现有厂区进行拆迁。为此,施塔德与淮安管委会,就施塔德新厂区建设事宜,签署了《项目合同书》,拟由施塔德出资,择址修建新厂区。该项目位于淮安经济开发区京沪高速东,广州路南侧,智能装备产业园内,项目固定资产投资3.5亿元以上,其中设备等投资约1.5亿元(含搬迁设备),新建厂房(含办公楼、试验塔等)约8万平方米。投资所需资金均由施塔德自行筹集解决。
要点九:子公司施塔德 江苏施塔德电梯有限公司,注册地江苏淮安,业务范围:制造加工销售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停车设备、电控设备、光纤设备及成套配件,以及上述产品的安装、维修、保养,注册资本5000万美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总资产人民币483,136,927.97元,净资产人民币338,131,297.82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45,633,745.87元,净利润10,655,734.99元。
要点十:余丽妹协议受让公司5%股份 2018年11月27日公告,余丽妹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傅燕和朱建国持有的公司股份1535万股(占总股本的5%),转让价6.4元/股,总价款9824万元。交易后,余丽妹持有公司5%股份,未来12个月内无增持计划。
要点十一:股东王铼根因离婚转让4.26%股份 2018年12月20日公告,2018年12月19日,王铼根先生因离婚纠纷执行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3,090,000股转让给屠晓娟女士,转让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26%。本次股份减持后,王铼根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87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9%,屠晓娟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3,0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6%。本次股份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要点十二:自愿锁定股份 钱雪林、钱雪根分别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要点十三:生产能力提升项目 本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42,261.64万元,其中建设投资33,855.93万元,包含工程费29,108.76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3,034.73万元,预备费1,712.45万元;铺底流动资金投资8,405.71万元。本项目达产后预计营业收入147,871.83万元,净利润16,532.88万元,内部收益率(IRR)税后28.32%,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5.44年。
要点十四:研发能力提升项目 本项目预计投资5,977.96万元,其中建设投资4,469.16万元,占比74.76%,铺底流动资金1,508.80万元,占比25.24%。研发能力提升子项目是公司在目前产品结构优化调整的背景下,有针对性的加大对主要产品的研发投入,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技术和研发优势,为公司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提供必要保障。该项目虽不直接产生效益,但本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研发体系,有效增强公司的技术和研发优势,其效益将最终表现为公司研发实力增强,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工艺流程改进、新产品快速投放所带来的生产成本的降低与盈利水平的提升
从京城到江南的苏州杭州要走多久?
乾隆一生共六次南巡,其路途之远,其规模之大,其花费之多,在历朝历代都是首屈一指的。当然,在古代交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如此庞大的皇家旅行团南下游山玩水,也不是一件轻松事。
以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第一次南巡为例。当年正月十三日,在众多侍卫及清兵的保护下,乾隆奉皇太后、率领群妃、皇子及随行的太监宫女走出皇宫,一路上浩浩荡荡,离开京城南下。
首次南巡的路线系经直隶入山东,然后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同年二月八日,乾隆一行人渡过黄河,之后经德州、泰安、曲阜、兖州、清河、高邮、镇江、丹阳、常州至苏州。
同年三月,一行人到达杭州,乾隆随后登观潮楼阅兵,奉皇太后遍游西湖名胜。之后,首次南巡最远到达绍兴,以祭拜大禹陵。
回京时,乾隆从南京绕道至明孝陵祭明太祖朱元璋并阅京口旗兵,期间还陪着皇太后亲自到织造机房观织。之后,南巡团沿运河北上踏上返程。同年五月四日,乾隆等人回到北京,第一次南巡来回共历时五个多月。
与寻常人外出大不相同的是,皇帝出游的排场、规模及开支都是惊人的。
据事前勘查,南巡途径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其中旱路一千七百五十八里,计三十三站;水程一千三百四十六里,计十九站。回程有旱路一千四百四十二里,计二十八站;水路一千二百九十四里,计十七站。
如此,来回全算起来的话,其中南下路程三千一百零四里,北上二千七百三十六里,往返总计五千八百四十里,全程共计九十七站,平均每天得走六十里。
乾隆每次南巡,路上都要花上四五个月,用船达四五百只,随驾当差的官兵往往在两三千人,全程用马六七千匹。此外,各地官府还得征召成千上万名役夫沿途提供后勤等方面服务,其人员、金钱的用度可真不是小数目。
以首次南巡所需的兵丁、马匹、船只等为例,其中即包括随行大臣三十二人,侍卫章京六百一十一人,官兵两千五百五十九名,合计需马六千六百九十余匹。这六千多匹马用到江苏宿迁即止,因为后面主要乘船南行,因而江浙两省还需为南巡团准备约四千匹马。
用船方面,乾隆乘用的御舟是特制的安福舻,另有翔凤艇作为备用。各大臣则给二只或一只,侍卫官员或二三人一只或四五人一只,随行兵丁或八九人一只或十数人一只,总计需用船四百四十余只。
乾隆南巡是历代王朝难得的盛典,沿途百姓围观瞻仰帝王风采也是在所难免。出发之前,闽浙总督喀尔吉善请示说,“两岸有村镇居民处”,是否“许令男妇老幼跪伏瞻仰?”
对此,乾隆还算通情达理,其批示:“不必严为拦阻。”
不过话虽如此,老百姓固然是热情高涨,很多人走了几十里甚至几百里来看皇帝南下,但因为隔离带都比较远,多数人说是“一睹天颜”,实际上只看个朦朦胧胧的影像,或者什么也没看见。
正如时人所记,“但见一片黄旗,安流顺发而已!”
等到南巡车队(船队)过去后,围观的老百姓除挤了一身的臭汗与泥尘,也就是为皇帝南巡的规模与架势而惊叹不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