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安集团,什么样的企业适合部署混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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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答案来自科技行者团队邹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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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一个公司的角度而言,应该是每个公司都需要一个系统,有CRM的功能,有OA的功能,也有ERP的功能。不过这些功能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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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一亿玉碎计划如果真的实施?
1945年5月8日,威廉·凯特尔元帅代表德国政府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事宣告结束。由于意大利早在1943年9月8日已经宣布投降,所以整个轴心国阵营就只剩下日本还在负隅顽抗,甚至还喊出了“一亿玉碎”的口号。
1945年7月17日,美国、苏联和英国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会议,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后为新首相艾德礼)代表各自政府敦促日本尽快投降。作为同盟国的重要一员,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会,但公告发表前还是征求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意见。
接到同盟国的最后通牒,接替小矶国昭出任首相刚刚三个月的铃木贯太郎立即就懵圈了。这个老头儿已经77岁,曾经是一名海军大将,现如今早已经耳聋眼花,是裕仁天皇和皇太后节子连番劝说才勉强接手了这个烂摊子。
尽管内心深知日本必败无疑,但铃木贯太郎首相还是显得非常犹豫,也非常谨慎,迟迟不敢明确表态。因为,当时的日本海军已经被美国人消灭殆尽,而海军出身的他自然也就没有了可以豪横的底气和靠山,只能仰人鼻息和看人脸色。再准确一些,只能仰陆军的鼻息,看陆军的脸色。
做一下背景介绍和前情提要,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历来就不和睦,互相都看不顺眼,“狗咬狗之争”经常发生。基本上,两者的关系就类似于国民党内的军统和中统,始终视对方为眼中钉和肉中刺。
日本陆军完全继承了明治维新以前的封建余毒,思想异常顽固和守旧,对天皇绝对忠诚,是军国主义的最坚决拥护者;日本海军则成军较晚,深受英国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思想相对开明一些,属于军国主义的坚决跟随者。
明治维新后,天皇终于干掉了长期的幕府统治,使自己从一个傀儡变成了真正意义的皇帝,从而也开启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回顾他的倒幕运动,基本上依靠了“四大强藩”的鼎力支持,否则绝无可能实现。
这“四大强藩”分别是长州藩、萨摩藩、土佐藩和肥前藩,随着土佐藩和肥前藩的逐渐衰落,剩下的长州藩和萨摩藩就成为了明治政府和军队中的主导力量。久而久之,实力最强的长州藩控制了陆军,实力稍弱的萨摩藩则控制了海军,从而形成了“长之陆军、萨之海军”的传统。
长州藩和萨摩藩虽然都支持明治天皇,但他们两者之间却是水火不相容,历史上曾经有过血海深仇。1864年,日本也面临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入侵,长州藩主张武力抵抗,而萨摩藩则主张妥协退让,随后在“七卿流亡”和“禁门之变”等事件中演变成了流血冲突和上层内斗。
从此以后,长州和萨摩的梁子算是结下了,而且历经数代都没有化解开。因此,日本陆军和日本海军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是泾渭分明和楚河汉界,能够和平相处和齐心协力才怪呢。
当然,除了尖锐的历史矛盾外,日本军队中奇葩的“二元制”也是加剧陆军和海军矛盾的重要因素。据说,明治天皇深知长州藩和萨摩藩的恩怨,设立参谋本部统管陆军和海军,还颁布了《海军军令部条例》和《战时大本营条例》等法令平衡双方的争议,但实质上依然还是“陆主海从”。
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的满清朝廷越来越认识到坚船利炮的威力。加之,奕訢、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洋务派的积极推动,终于使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下旨筹建新式海军。
1875年,李鸿章从英国订购了8艘小型炮艇,成为中国新式海军的第一代战舰。之后,陆续购买了“超勇”和“扬威”两艘重型巡洋舰,又从德国订购了“镇远”和“定远”两艘新型铁甲舰,还有数艘鱼雷艇和其它军舰,北洋舰队尽管尚未真正成军,却也算是初具规模了。
1886年北洋舰队造访日本长崎,在停留期间,中国水兵与日本警察发生了激烈的群体冲突,造成数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面对日本政府的无理狡辩,清廷表现得非常强势,在英国和德国的联合调停下才达成了和解,史称“长崎事件”。
“长崎事件”是清政府少有的一次外交强硬,也成为清政府最后的一次外交强硬。受此“奇耻大辱”,整个日本国内都沸腾了,海军更是兴风作浪和借题发挥,趾高气扬地积极推动“陆海对等”,要求与陆军实现平起平坐。
眼见自家的海军和自家的陆军闹得不可开交,为了适应对华强硬的态势,明治天皇于1893年5月19日以“敕令52号”的形式公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其中,进行了这样的规定:
在天皇之大纛下设置最高统帅部称为大本营,参谋总长及不久成立的海军军令部长分别作为其幕僚长,并且参与帷幄之机密。同时,分别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指挥陆、海军之作战。
《战时大本营条例》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军令与军政、陆海军分离体制、统帅权独立和帷幄上奏等制度的集中表现。说白了,日本最高统帅部的军事机密事务由大本营的参谋长、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共同处理,而战时则各自负责,保留了足够的独立性和对等性。
至此,日本陆海军的“二元制”终于形成,为二战中两个军种的各种奇葩事件埋下了隐患。例如,由于相互敌视和相互攀比,陆军有什么海军也要有什么,反之亦然。
或许您觉得可笑,但这是如假包换的事实。根据史料记载,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海军掌握的船舶总吨位约为150万吨,但日本陆军掌握的船舶总吨位却达到了210万吨,简直比海军更像海军。真是“军备竞赛害死人啊”!
而日本海军也毫不示弱,你陆军有的我海军也要有,甚至还秘密研发生产出了两栖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战车,整体质量和性能都优于陆军正在使用的装备。啥叫作?这就叫作!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石油和钢铁完全依靠进口,再加上美国的封锁和禁运,很快就变得捉襟见肘。引用现如今的时髦话来形容——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内卷”严重,难怪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军事家和战略家蒋百里会这样表示:
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不过,两个“强”加在一起,却成为了“弱”。
在1945年7月,日本海军已经所剩无几的同时,日本陆军尚有360万左右的部队。其中,驻扎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拥有60万人,这是最后一支成建制的精锐部队。此外,中国关内还有100万的二流部队分散各地,日本国内也有200万左右的预备役部队。
日本陆军乐观地估计,尽管目前部队的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但似乎依然具有一战之力。凭借着这最后的家底,他们对于海军出身和接近耄耋的铃木首相根本不屑一顾,丝毫都不放在眼里。
在内阁紧急会议上,首相铃木贯太郎和外交大臣东乡茂德等人都认为,只要盟军能够保证天皇的地位,日本可以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陆军大臣阿南惟畿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人都坚决反对,不仅拒绝投降,还鼓吹“一亿玉碎”计划:
一亿国民总玉碎,弹草如泥,匍匐山野,确信神州不灭,皇国永存。
由于陆军的坚决反对,由于天皇裕仁的态度暧昧,铃木贯太郎内阁只得作罢,还正式通过了《义勇兵役法》。其中规定,所有年龄在15岁到60岁的男性国民,所有年龄在17岁到45岁的女性国民,除已经加入现役或服务于科研军工单位者外,皆须编入“国民义勇战斗队”,以增加2800万的兵力守卫本土。
由于当时的日本已经“吃干喝尽”,政府再也无力武装这些所谓的“国民义勇战斗队”,只好要求他们自行筹措武器和装备。于是,除了少数老掉牙的火器以外,大部分人都使用的是弓箭、武士刀、镰刀、铁叉和铁锹,颇有堂吉诃德的遗风!
面对日本陆军的强大压力,铃木首相不仅颁布了《义勇兵役法》,而且还得亲自视察备战情况。在看过一次集中军训后,他实在忍不住破口大骂:“纯属胡闹!难道这是儿童在玩打仗游戏吗”?
即便如此,铃木贯太郎首相还是不得不在1945年7月29日代表日本政府正式拒绝了《波茨坦公告》。期间,日本陆军已经制订好了所谓的“总决战计划”:
一、全力保卫皇国的本土,以“玉碎”战术为主;
二、只要首都东京不沦陷,日本就绝不会投降;
三、关东军固守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直至全体“玉碎”。
在被称作日本“陆军之城”的广岛,所有人都已经处于了癫狂状态。其中,中青年男子已经绝迹,要么已经从军,要么已经战死;小学生们早已扔掉了课本和书包,排着队去领取手雷,叫嚣着与登岛的盟军同归于尽;妇女们则纷纷涌进了兵工厂,为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夜以继日地生产自杀式武器。
有一名新婚女子,为了能让丈夫义无反顾地上战场,留下遗书后竟然在深夜自己割喉自尽。作为“玉碎计划”的典型,她的事迹竟然被广为传颂,引得全国妇女们纷纷效仿,真不知道该可怜?还是该憎恨?
面对日本的全民疯狂之举,美国人的确有些发怵了!为了减少伤亡,接替罗斯福担任总统不久的杜鲁门只得修改了早已制定好的登陆计划,决定使用刚刚试制而成的原子弹去对付日本。
其实,早在德国投降前夕的1945年3月初,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联合司令部就已经制定了登陆日本的“没落行动”作战计划。这一计划简单来说分为三步:首先登陆九州岛南部,以此为跳板登陆本州并且直取东京,最后占领日本全境。
1945年3月9日夜,334架B-29轰炸机突然袭击了东京。不过,这次丢下的并不是炸弹,而是超过2000吨的燃烧弹,瞬间就引起了地狱般的熊熊烈火,使得8.3万日本人当场烧死,10万多日本人受伤,近41平方公里的东京市区彻底烧毁。
大量投掷燃烧弹的可怕之处在于,因为燃烧造成了极高的温差,会在燃点附近形成每秒20到30米的火焰旋风。由于东京特殊的木质结构,所经过的一切生物和建筑几乎荡然无存,故而得名“李梅烧烤”。据一位日本记者报道,东京被大量燃烧弹轰炸后变成了一座火海,很多身上着火的人都跳进湖里想要灭火,但却被烧开的湖水了煮“熟”了。
一周以后,300架B-29轰炸机又光临了神户,再次如法炮制投放了大量的燃烧弹。为了避免无谓的平民伤亡,美军开始在轰炸前投下警告性的传单,而且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造成了日本民众的巨大恐慌。负责指挥这些轰炸任务的柯蒂斯·李梅将军,在战后曾经这样回忆:
杀日本人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安,使我不安的是战争。
据统计,日本有超过50万人被燃烧弹直接烧死,比两颗原子弹造成的伤亡还要多一倍。而被炸毁房子导致无家可归的人数,更是超过了800万之多,极大地动摇了所谓的“玉碎计划”。
事实上,“李梅烧烤”只是大战前的开胃菜而已。为了实施庞大的“没落计划”,盟军联合司令部不断调兵遣将,准备动用比当年诺曼底登陆时更多的兵力和装备。
而且,“没落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也是群英荟萃,几乎囊括了当时美军中所有的大佬,比如尼米兹上将、麦克阿瑟上将、莱希上将、马歇尔上将、阿诺德上将和约瑟夫·金上将,清一色的五星上将。纵观美国历史,只出现过十位五星上将,而在二战中只出现过七位五星上将,除了艾森豪威尔身处欧洲以外,其余的六人全都在此聚齐。
虽然盟军登陆日本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这个“东风”却着实不好借来,这个“决心”实在难以下定。由于日本的死硬抵抗,又是“神风特工队”,又是“玉碎计划”,使得美国人不得不考虑伤亡问题。而且,日本列岛多是山湾纵横的破碎地形,能够容许大规模登陆展开的地方就那么几处,绝对是易守难攻,这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根据登陆计划,盟军从6月28日开始进行外围的攻势,对九州岛沿海进行了猛烈的炮击,以尽可能摧毁日军的岸防工事和陆基航空兵力量。同时,借机侦察日本的防卫力量和火力部署,以便减少未来登陆部队的人员伤亡。
最终,“没落计划”的执行日期被确定为1945年11月1日,这一天被命名为“X日”。方案报送白宫的同时,军方也预估了登陆日本本土的伤亡人数。据解密的《日本登陆作战要纲》预测,美军登陆并且占领日本全境,阵亡士兵将会在11万人以上,伤员和失踪者也将在30万人以上。
1945年7月16日,美国秘密执行的“曼哈顿计划”取得重大突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不过,因为担心这一新式武器过于恐怖的毁灭力,杜鲁门政府一直都在犹豫是否要将其投入到战场。
为了减少美军的人员伤亡,为了迫使日本尽早投降,杜鲁门总统最终才下定决心使用原子弹去轰炸日本。而这个艰巨的任务,则交给了保罗·蒂贝茨和查理士·斯文尼去具体实施。
1945年8月5日,保罗·蒂贝茨驾驶着一架B-29轰炸机从塞班岛的美军基地起飞,直接飞往日本广岛投下了那颗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不过,顽固死硬的天皇裕仁竟然在陆军的坚持下拒绝投降,又遭到了查理士·斯文尼驾驶B-29轰炸机投下的第二颗原子弹“胖子”的轰炸。
面对这一连串的紧急事件,天皇裕仁再也不能若无其事了,立即授权铃木首相于8月9日下午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具体商讨是否要接受《波茨坦公告》。很明显,他已经做好了投降的打算,只是希望由内阁提出来会体面一些。
这场会议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的凌晨才结束,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陆军死战派依然拒不投降,依然要继续执行“一亿玉碎”计划。但是,首相铃木贯太郎、外交大臣东乡茂德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等人却已经不再争辩,反正多说无益,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听凭天皇本人圣裁。
裕仁终于低下了罪恶的头颅,明确表示要把“朕的臣下作为战犯引渡出去是不能容忍的,但现在我们忍不住也得忍了”。最后,他假模假式地“含泪恩准”,同意首相和外相等人提出的“以保持天皇制度为条件投降”。所以,如果从这个方面讲的话,日本当年并非无条件投降。
到了8月12日,日本天皇已经同意投降的消息逐渐流出,绝大多数民众都默默接受了这个现实。不过,一批深受军国主义蛊惑的中下层军官们却显得群情激愤,坚持认为这是那些贪生怕死的政客们和将领们误国,还制定了自以为周密的行动计划:
一、先得到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的认可,这样可以“事出有因”;
二、再得到近卫师团长的支持,出动军队控制皇宫,同时将包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内的内阁“议和派”全部隔离;
三、继续和盟军进行谈判,可以适当放弃一些既得利益,但绝不会无条件投降。
8月14日夜,天皇裕仁在皇宫内录制好了《终战诏书》的录音,准备在明日正午12点向全世界播放。为了抢夺并且销毁这段录音,以畑中健二、古贺秀正和竹下正彦为代表的下层军官们竟然决定提前兵变,甚至不惜闯入皇宫。
这些人都是一些佐官级别,实在不具备什么号召力和影响力。为此,他们决定展开“游说”,首先选定负责皇宫警备的近卫师团长森赳中将,遭到拒绝后竟然拔枪射杀了对方。
枪杀森赳后,畑中健二和古贺秀正等人伪造了对方的手令调动部队冲入皇宫,史称“宫城事件”。不过,他们实在对皇宫太过陌生,又对天皇太过畏惧,四处翻找都没有寻到那段投降录音。
兵变的消息很快就被军团司令田中静一知悉,他立即下令近卫师团的士兵全部退出皇宫。这下,作为带头人的畑中健二等人变得里外不是人,只好在宫门前剖腹自杀,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这出荒唐到近乎闹剧的“兵变”。
1945年8月15日正午12点,天皇裕仁通过广播电台发表了所谓的“终战诏书”录音,正式宣布日本接受由美国、苏联、中国和英国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而所谓的“一亿玉碎”计划也没有最终实施。
假如,杜鲁门总统没有下令投放那两颗原子弹,同盟国势必会登陆日本本土作战。那样的话,“一亿玉碎”计划就能实施,结果会如何呢?五个字:天下太平了!@文史不假
历史上的嘉庆皇帝是怎样的人?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嘉庆在位二十二华半,前三年仍由乾隆以“太上皇帝”的名义当家。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去世,嘉庆才名副其实地当起皇帝来。这时候,他已是四十岁的人了。
一、庸官、贪官横行的朝堂他的才华赶不上乾隆,但在种种方面均比乾隆好。 他不像乾隆那样爱虚荣,爱游山玩水,征歌选色,爱奉承,爱亲信小人、斥逐君子。他主政以后的第一大快人心之事,是捉拿和珅。其后,他重用了庆桂、朱珪,也倚任王杰、董诰。 这四人都是清代有数的贤臣。嘉庆有心把国家治好,是显然的。
他为人懦弱一点,是有的;但生平不喜欢杀人,对臣下很宽,对人民的疾苦也有所关怀。 他死后被谥为“仁宗”,不无理由。他的儿女不多,长成的仅有四子一女。 后宫很少,宫廷内的生活很简单而清静。
以他这样的人;处在太平之世,不失为一个贤君。 可惜他从乾隆手中接下来乱糟糟的一个国家,与十分腐化的一个政府。清朝在当时所需要的,不是嘉庆,而是一个大刀阔斧、像雍正那样的皇帝。所需要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也不是庆桂、朱珪、王杰、董诰等“好人",而是火辣辣的张居正。
洪亮吉以翰林院编修的地位,上书给各位军机与王大臣说:“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雍正)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结果等于白说,因为嘉庆便是嘉庆,效法不了雍正。
洪亮吉把当时的官场丑剧,刻画得淋漓尽致。“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目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矣。”
甚至,在最高学府之中,也有人为了当官,而不惜自毁人格,钻营以求。“大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
和珅本人虽则已死,他所庇护的各省贪官,除了极少数四五个人以外,都仍旧未换。这些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
这些礼物,“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于是,“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州县之官竟然公开向人说:“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
军队的情形,据一位御史谷际歧说,也坏到极点。 谷际歧在湖北、四川一带搜集到一首民谣:“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无踪。可怜兵和贼,何日得相逢?"
武官怕死,文官要钱,因此嘉庆一朝闹了白莲教,又闹天理教,一直闹个不停。
二、白莲教、天理教兵祸不断1、白莲教起义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白莲教领袖刘松,曾经因为在家乡安徽北部传教被捕,充军在甘肃。到了甘肃以后,他又传起教来,被陕甘总督逮捕,于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刘之协、宋之清,以及在湖北、四川、陕西的若干教徒姓名。
勒保慌忙将刘松处死,奏报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便下旨有关各省的总督、巡抚捉拿白莲教教徒。小孩子“王发生"很快就被捉到,充军到伊犁,刘之协溜走。
在湖北,武昌府的同知(副知府)常丹葵于奉到巡抚毕沅的命令以后,一捉便捉了几千人,
常丹葵在武昌捉了几千人,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替清朝扑灭白莲教,而是藉此“大捞一笔"。在这几千个老百姓之中,真正是白莲教教徒的极少。 常丹葵将他们一律严刑拷打,甚至用钉子钉在墙上。肯出钱的,不久便宣告无罪释放,不肯出钱,或是无钱可出的,便继续在牢里受罪,或是砍头。武昌以外,各省、各县的地方官,像常丹葵这样的不在少数。
结果是民怨沸腾,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被清廷称之为“川楚教匪之乱”。 首先发难的,是聂杰人与张正谟。 他们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分别于湖北枝江与宜都两县起事。这时候,毕沅的巡抚位置已被一个蒙古人惠龄所代替。惠龄派一个总兵去打,打到八月间,总箅打垮了聂、张二人。但是襄阳、郧阳、宜昌、施南(恩施)都已经有白莲教徒揭竿而起,如火燎原,不可收拾。
在襄阳的一支,最厉害,首领是一个女子,叫做齐王氏。她的丈夫齐麟(官书写作齐林)也是教徒,起事不久便阵亡,部队出她代领。她秉性贞烈,作战甚勇,失志为夫报仇,为民除害,为大明恢复江山。她身穿盔甲,脚登皮靴,头插雉尾,完全是花木兰打扮。骑马临阵之时,她喜用双刀与一条铁鞭。她的部下一概剪了辫子,面上刺字,决心奋斗到底,永不降清。
她在数年间,转战川陕鄂三省,甚至一度差点攻占陕西西安。白莲教起义,要到嘉庆九年才算平定。总结白莲教的起义,先后波及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一百个以上州县,几百万人民。清廷损失提督、总兵、侍卫等军官二十几名,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名,军费二万万两。
2、天理教起义
嘉庆一朝,可说是与变乱相终始,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年年有事。白莲教起义以前,已经有乾隆六十年所发生的湘黔苗民石柳邓、石三保、吴半生及自称为吴三桂苗裔的吴八月等领导的起义。 白莲教起义以后,在嘉庆二年,贵州西南的安隆(兴义)一带,又有布依族女子王囊仙领导的起义。
与白莲教起义差不多同时,又有东南沿海的蔡牵自称“镇海王",有几百艘战船,与内地的天地会颇有来往;于嘉庆五年企图在浙江台州登陆;于嘉庆八年公然到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进香;于嘉庆十一年进入台湾鹿耳门,占领凤山,制攻台湾府;于嘉庆十三年阵杀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到了嘉庆十四年才被李长庚的继任者王得禄击败。
嘉庆十一年,又有几平酿成大乱子的宁陕新兵的哗变。其后,在嘉庆十八年就发生了天理教起义。天理教是否如稻叶君山所说为白莲教的化身,尚有待于考证。传说天理教的另一名称,是“八卦教”。天理会首领林清与李文成的作风有点像东汉末年的黄巾。黄巾在起事以前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逢甲子,天下大吉”。天理教的口号是:“二八中秋,黄花落地”。“二八”指嘉庆十八年的第二个八月:闰八月。“二八中秋”,是闰八月十五日。“黄花落地",是暗示清朝将在这一天结束。
天理教徒把这两句口号到处传播,造成一种预言性的民谣。嘉庆皇帝本人也听到了,不晓得这是有人故意造出来的,还以为真是一种天意呢。中国民间从来就有关于闰八月的迷信,以为凡是有闰八月的一年,总免不了天灾人祸。
嘉庆皇帝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因为有彗星出现,钦天监奏称将有兵灾,曾经特颁诏旨,将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闰八月取消,改于次年,在嘉庆十九年置一个闰月。 他这一种改闰的措施,恰好帮助了天理教徒的制造舆论。 有人说,天理教徒是在嘉庆改闰以后,才利用机会造出这“二八中秋,黄花落地”的谣言的。
然而,天理教徒并不更改他们的日程,仍旧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起事。 天理教徒认为:该年的九月并不是九月,仍旧是闰八月。
林清与李文成二人的计划是,由林清占领京城的皇宫,同时由李文成在豫北及鲁西、冀南,发动大规模的民变,编成队仇,向北进军。林是直隶(河北)大兴人,李是河南滑县人。他们两人把准备的工作做得相当好。京城宫里的太监,竞有不少被吸收入天理教的组织。(当年,东汉也有若干太监参加黄巾)不料,在滑县的一方面风声泄漏,李文成在九月上旬便被滑县的县官强文捷逮捕,经严刑拷打,打断了腿。
李文成的徒众,为了救李文成,迫不及待提前在九月初七日发动,打进了县衙门,杀了知县强文捷,放出李文成,占领滑县县城。过不了几天,他们获得直隶长垣、东明两县,与山东金乡、定陶两县天理教徒的响应,把这四个县也占领了。 于是,浩浩荡荡大举北伐,很快占领豫北的道镇,割断了清朝政府的“粮路"。
嘉庆皇帝这时候正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于接到报告以后,赶紧密令直隶总督温承惠、山东巡抚同兴、河南巡抚高杷对李文成的军队“围剿”。
林清却一点也不知道消息,还依照原定计划积极准备,以使于九月十五日攻打京城的皇宫。
到了九月十四日这一天,林清本人留在京城郊外的宋家庄,派遣祝现、李五带领二百名左右天理教徒化装成商人,混进宣武门。这二百人在十五日的夜里,由太监刘金、杨进忠、高广福、阎进喜引入皇宫所在的皇城。
他们头裹白布,手执钢刀,为首的人跳上皇城城墙,从腰间掏出一面大旗东西挥舞,旗上所写的字,是“大明天顺”。也有掏出旗子来的,上面写的是“顺天保民”。他们冲进皇城的西华门,杀到尚衣监、文颖馆,一直逼近养心门与养心殿。
他们遇到嘉庆的皇次子绵宁(其后当了皇帝,改名旻宁,年号道光,死后谥为成皇帝,庙号宣宗)。绵宁用鸟枪抵抗,打死他们之中的两个。这时候,清方的警卫部队纷纷赶到,围住皇城,杀进皇宫,结果二百名天理教徒多数阵亡或被捉。 祝现幸免于难,作为内应的太监之中的教友也全部牺牲。林清本人于第二天黎明在宋家庄被捕。
嘉庆皇帝听到消息,从热河回到京城,积极应付李文成的军队。他任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作为讨李的主帅,又调杨遇春、杨芳与富增德作为那彦成的助手。那彦成等人对李作战到十一月,包围李文成于滑县的司寨,李文成自杀。那彦成等人均升了官,晋了爵。皇次子绵宁也受封为"智亲王"。
三、兵变、民变不断嘉庆一朝,闹过三次兵变。
第一次兵变,发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七月。那时候白莲教刚被打平不久,有很多乡勇补了正规军兵额,其中有六千名驻扎在陕南的宁陕,因为当地生活费用贵,每人的饷加发五钱银子,规定以后每三年减一钱,以至于完全取消津贴为止。 谁知到了嘉庆十一年,陕西布政使藉口户部的公文未到,把津贴完全不发,“新兵”想领四钱都领不到,不用说五钱了。他们于是杀了副将、劫了银库造反。
清廷派了他们的老长官德楞泰与杨遇春,带九千兵来“剿”。他们,仅仅和他们在方柴关打了一个平手。 幸亏杨芳勇敢,单骑走入他们的营垒中劝降,才算化大事为无事,牺牲两个发难的新兵(陈先伦与陈达顺),销案。
糊涂的清廷,却斥责德楞泰等人姑息,把德楞泰免去“钦差大臣”事职,杨遇春由“固原提督”降为宁陕镇总兵,杨芳则不仅免去总兵之职,而且遣戍伊犁。 已降的新兵首领蒲大芳等二百多人押至新疆,到了新疆以后一律砍头。
第二次兵变,发生在这一年十二月,地点是四川绥定(达县),由总督勒保打平。第三次兵变,发生在次年的正月,地点是陕西西乡,由德楞泰打平。这两次,被杀的新兵均极多。
在林清、李文成失败以后,嘉庆十八年年底,陕西岐山县的三才峡,有所谓“箱贼之乱"。 为首的姓刀行五,本是一个制造木箱的丁匠。清廷派总督长龄,会同提督杨遇春,总兵祝廷彪、吴廷刚等人去打,打到十九年的二月,才算解决。
湖南与贵州的苗胞,自从乾降皇帝厉行改土归流的高压政策以来,一再武装抵抗,死伤极多,但始终不愿屈服。清廷也因此损了不少兵马,耗费不少金钱。乾隆的宠臣福康安与和珅的弟弟和琳,均在嘉庆初年病死于对苗作战的前方。
据说,清廷调动了七个省的军队(绿营与驻防军)几万人之多,花了几干万两银子,才“稳住”了局面。 倘不是有一个小官凤凰厅同知傅鼐实施碉剿战略,又用屯田养兵之策,一共屯垦了十二万亩以上,这“苗乱”可能把清朝拖亡为止,在云南的维西厅地区,彝胞很多。清朝的官吏欺侮他们,引起了他们的领袖腊者布在嘉庆七年(1802年)二月起事。清廷又只得动员正规军,派琅玕率领,去和腊者布作战,战了三个月,才获得胜利。
在云南的另一处临安地区,夷胞也动起武来。 时间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三月,领袖叫做高岁衣。 清廷派云贵总督伯龄去打,勉强打赢。到了次年三月,高罗衣的本家侄儿老五再度起兵,也是费了三个月工夫,才被总督伯龄打平下去的。
四、外患初起清朝在嘉庆时开始有外患,然而政府与人民均无感觉。政府与人民所感觉到的,仅是重重叠叠的内忧而已。
当时政府与人民对西洋各国无知。连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究竟属于何国,都茫然不晓,笼而统之称他们为西洋人。葡萄牙人自己,也乐得夜郎自大,把他们]的国家在华文公文上称为“大西洋国”。至于,这大西洋国位于何处,面积多大,距离中国多远,清朝的大小官也懒得打听。
1793年,英国正在与革命的法国进行战争。英、法两国从此断断续续地一直打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为止。中间,在嘉庆七年二月,英国的兵船开入澳门,说是为了保护澳门,防备法国海军袭击。葡萄牙人与清朝的两广总督吉庆均很气愤,颇想用武力对付,但英国兵船在澳门停留五个月就走了,因为英、法已经讲和。
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法又打了起来,于是英国的兵船重行来到,在阴历八月初二日(9月21日)把澳门占领。这时候的两广总督是吴熊光。 吴熊光派人责备英国商人的领袖“大班",不得要领。事实上,大班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派的,无权管辖英国政府的海军。
吴熊光就下令“封舱”,停止英国商人与华人公行之间的贸易。一个多月以后,英国兵船昂然直入,驶进虎门,停泊在黄埔岛。 这显然是侵犯中国的领海,向清朝政府挑战。
吴熊光不敢应战,仍旧只有用封舱的老办法对付。 英国商人公请他们的大班剌佛出面,与吴熊光商谈。 吴熊光向剌佛宣读嘉庆的圣旨,圣旨里说,要调动大兵防守黄埔与澳门。结果,英国兵船在阴历十一月撤离黄埔,移泊澳门,在第二年春天撤离澳门。
事后,嘉庆怪吴熊光胆怯,将他革职,发往伊犁充军,派永保继任两广总督。永保在到任以前病死,由百龄继任。百龄来后不久便请准嘉庆,让英国商人继续贸易。英国于维也纳会议以后,决心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以促进对华的贸易。 于是,在嘉庆十一年(1816年)第三次派遣使臣来华,所派的是阿美士特勋爵。
阿美士特于阳历2月8日离开英国的朴茨茅斯港,8月12日剑达天津大沽口,他被欢迎到通州的木厂公馆暂住。嘉庆皇帝派工部尚书苏楞额、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劝导阿美士特演习三跪九叩首的大礼,阿美士特不肯。
到了阴历七月七日(8月29日)这一天的黎明,嘉庆在正大光明殿升朝,等阿美士特觐见。 阿美士特这时已被苏楞额等连夜由通州送到宫门,却借礼服与国书尚在通州,不肯进宫。苏楞额等向嘉庆报告,说英国的贡使临时得了急病。
嘉庆传旨宣召副使,副使也为了不愿叩头,不肯进宫。 苏楞额等只得又报告嘉庆,说副使也得了急病。嘉庆大怒,叫把阿美士特与副使由陆路送回广州,“贡表”(国书)与“贡物”(礼品)均拒绝收受。
事后,嘉庆才知道并非阿美士特与副使托病不肯入宫,而是苏楞额等不曾把磕头的道理说服他们,于是下旨将苏楞额等免职,从此,中、英两国的邦交更加恶化。到了嘉庆的继承者道光皇帝之时,便爆发了鸦片战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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