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党主席,为啥网上对他还冷嘲热讽的调侃?

台湾新党主席，为啥网上对他还冷嘲热讽的调侃？

胡锡进阳不阳，首先是他自己想不想让别人知道阳没阳。这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没有人应该冷漠生命，胡锡进的命也是命，感染总归不是好事。所以，如果是一个普通市民胡锡进，感染了的话，大家是不应该这么高兴到几十个“哈哈”跟帖的。

但是，这个胡锡进不是普通市民。他是网络大伟胡锡进，他在用网络倒腾自己那点小九九。阳，是他自己广而告之说出来的，他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因为他想博取同情，他想洗白自己，他想把自己摘干净。在这种逻辑前提下，你觉得，正常清醒的人，会让他就这么跑了么？

胡锡进自己标榜自己是推门的人，标榜自己的同时还绑架了很多人当成自己的同盟。他总是把疫情防控和民生之难对立起来。当看到自己太冒头了的时候，又缩回去装无辜。一进一出，一冒一退之间，已经收割了网络流量。这就是他招人烦的地方。

网络上有很多人，被他的文字所迷惑，认为胡锡进代表了良心。有这种想法的人，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把胡锡进每篇稿子单独拿出来看，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怕把他所有稿子都拿出来看，就会引起读者的困惑。因为前天的胡锡进和昨天的胡锡进是不连贯的，一三五的胡锡进和二四六的胡锡进是矛盾的。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胡锡进擅长的就是看风辩向。风怎么刮，他怎么说。有时他也会大胆预测明天的事，但是他会非常娴熟的给自己留个活口，明天一旦应验，他就会欢呼雀跃给自己打气，一旦预测南辕北辙，他就会自圆其说。这就是大家冷嘲热讽的缘由。

大众的群体智慧是比较低下的，二元论把很多冷静的声音给埋没了。看到一个点就要分对错，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不客观不正确的。胡锡进就是在这个套路上一直在长袖善舞，也得到了平台的支持，他的展现量是顶流级别，关注不关注他都没用，推荐的时候就直接怼到你眼前了。我作为一个底层小号，只要写批评他的文章，几乎就没有展现量，但是，不吐不快，不写不爽，不要那点可怜的流量也罢。文字的意义在于传递正能量，在于引导正确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讲，每篇辩证胡锡进观点的文章都是有意义的。也因为批评胡锡进，得罪了一些不冷静的人，在评论区搞人身攻击，对这种人，我觉得回复他就是给脸了，就当无脑行为忽略吧。

胡锡进终究会进入历史，不知道后人将如何评说此人，起码现在，说他好的人，和说他孬的人，应该是一比一。

蒋友柏和蒋万安是什么关系？

都知道蒋友柏是台湾橙果设计公司的老板，都知道蒋万安是台湾地区的“立法委员”。这两个“兄弟”（叔伯兄弟）一个从商，一个从政。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两人更为亲密的私人关系（家庭关系）呢？

蒋友柏和蒋万安都是蒋介石的重孙子，都是蒋经国的亲孙子，但是这两个人有着同样的亲爷爷，但是却不是同一个亲奶奶。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蒋友柏的奶奶是蒋经国正房夫人蒋方良（俄罗斯人）的孙子，而蒋万安则是蒋经国情妇章亚若的孙子。由此看来，蒋友柏在血统方面要比蒋万安正统一些，但是蒋介石、蒋经国生前从政一生，连闭眼之前都想着主持台湾大权，回到中国大陆，但是蒋友柏却听从其父的意见，没有再踏入台湾政界一步，反而在经商方面颇有头脑，现在也别有一番作为。

而蒋万安一直都在涉及政治，而且在台湾政界极为活跃，目前看来，是极其有望当选台湾台北市的市长人员，而且蒋万安这个人一直都有“当年曾祖父蒋介石和祖父蒋经国”对大陆的觊觎之心。

蒋友柏出生于1976年，正好是太爷爷蒋介石去世（1975年）的第二年。蒋友柏的父亲叫做蒋孝勇，父亲蒋孝勇是祖父蒋经国和祖母蒋方良的第三个儿子。成年后的蒋友柏顺从了父亲蒋孝勇的遗愿和敦敦教诲，并没有踏入政界半步。蒋友柏毕业于纽约大学金融系毕业，目前是台湾橙果设计公司的CEO。

蒋万安出生于1977年，正好是曾祖父蒋中正去世的后两年，所以蒋万安的年龄要比蒋友柏小一岁，故蒋友柏为兄，蒋万安为弟。

蒋万安的父亲叫做蒋孝严，父亲蒋孝严是祖父蒋经国和祖母章亚若的大儿子。蒋万安因其父亲蒋孝严早年曾涉及政治，但是中途不幸受到政治界的诬陷而被牵连，无奈自此退出政界，但是蒋万安从小在父亲严格的教育和耳濡目染下，并且其祖上先人都曾经是国民党的政要领袖，在这种浓厚的政治氛围下生长，也就使得蒋万安对政治有了极其强烈的兴趣和“欲望”。长大后的蒋万安毕业于美国宾州大学，读得法学博士，曾是美国的执业律师。由此看来，蒋万安在政治方面是“术业有专攻”的。

同是作为蒋介石的曾孙，同是有一定影响力和有所作为的人物，但是关于这两兄弟的差别，从外界媒体亦或是现实中来看待这二人的区别，“虽是同根生”，但是差别却差出天壤之别来。蒋万安在台湾民众的脑海中有一个好印象，也许是从政的因素，使得蒋万安在为人处世、接人待物等方面要显得更为亲和。但是其表哥蒋友柏在外界看来却生性冷淡，和表弟蒋万安比起来，好像不太具备那种亲和、平易近人的性格。

也许是这二人从小生活环境和受到的家庭教育以及长大成人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同的原因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二人都是有一定作为的人，我们也不应该特意地用放大镜去看待他们。

八路军究竟是第八路军还是第十八集团军？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过程中，有个大家现在可能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也是让蒋粉有点脸红的事情，就是在西安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期间，周恩来和国民政府商谈改编具体事宜，蒋介石竟然幻想着通过改编，来达到在战场上没能达到的收编瓦解红军的目的，提出了各种苛刻甚至荒唐无理的要求来限制、刁难红军改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从全局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老蒋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6项协议，之后内战基本结束，国共双方开始商谈共同抗日问题。

1937年2、3月间，国共双方代表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谈判，在此次谈判中，国民党方面代表竟然提出要给改编后的红军加派政训人员的要求，而且副职从副师长一直到副排长都要由国民党委派，至于编制番号，国民党方面一开始给出的是2师8团且不设旅级，总计15000人的规模，这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的4军12师，编成某一路军的规模相差太远，导致此次谈判无果而终。

老蒋为什么提出这么苛刻的要求呢？其实这是因为他内心里另有打算，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国共合作，从来不存在什么合作，也可以这么理解，当时弱小的红军（陕甘宁北方红军总共才7.4万人、4万余枪）在他眼里根本没资格谈合作，他把中共方面主动提出的改编看成是红军的投降，是“收编”红军而不是“改编”。

当然之前在西安被“张杨”控制时的表态是权宜之计，现在已经逃出生天，自然就不一样了，当然他也不好全盘推翻之前的协议，于是就在红军改编编制和规模上大做文章，锱铢必较，尽可能压缩红军的人数，并且要求派出国民党政训人员，在改编后的红军里安插副职，妄图借机瓦解红军。

还有更离谱的，蒋介石竟然提出改编后红军的指挥权归国民党军委会或西安行营的荒唐要求，其收编瓦解红军之心可谓昭然若揭。

但中共为了国家安危和民族大义，仍旧耐着性子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从4军12师退让到4师12旅24团，国民党方面谈判代表张冲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红军最多改编为3师9团，不能再增加。

周恩来则表示，为顾全大局早日实现国共合作抗日，中共方面愿意让步到6师18团，但要设立总指挥部，由于双方差距还是很大，这一退让仍然没能达成一致。

3月1日和2日，周恩来在与顾祝同、张冲谈判时，张冲主动提出红军主力可以改编为4师16团，其余可编为2个徒手工兵师8团，共24团6万余人，并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介石长子蒋经国来做工作。

周恩来立即将谈判情况上报，3月3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同意张冲的意见，然而到了3月4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告张冲时，张冲却表示南京政府指示红军改编只能3师9团，随后双方又进行商谈。

此后，谈判在编制和人员规模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从1937年2、3月间开始直到8月，双方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5次谈判。

1937年3月8日，双方经过艰难商谈总体意见终于趋于一致，由周恩来写成“三八协议”送蒋介石最后裁定。

协议中红军编制为3师6旅12团4万余人，本以为协议已经达成，没想到送交顾祝同后又生枝节，红军编制又被压缩为2.7万人，师下面不设旅只有团，师上不设总指挥部，并要求红军服从军委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各级副职要由南京政府派遣，并派政工人员加入改编后的部队。

如此苛刻的条件让持续近一个月的谈判陷入停滞，之后周恩来又通过与蒋介石亲自会谈，反复商谈，但都没有达成一致协议。

其中的症结就在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并不是真心要达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而是想借改编来“收编”瓦解红军，并剥夺中共对红军的领导权。

所以直到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7月，蒋介石仍然不同意在改编后的3个师之上设立总指挥部，只能设立政训处代行指挥权，后又让3个师的管理权归属西安行营，而且各师的参谋长要由南京委派，政训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部队。

后来，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大，老蒋觉得既然中日一战无法避免，就要让红军出兵抗战，于是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态度开始有所改变，于1937年7月27日同意红军主力改编成3个师，8月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布了将陕甘宁地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授予3个师的番号分别是：第115师第343旅第685、第686团，第344旅第687、第688团；第120师第358旅第715、第716团，第359旅第717、第718团；第129师第385旅第769、第770团，第386旅第771、第772团。

但此次却没有公布改编后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及各师参谋长的名单，由此可见蒋介石直到此时还没有完全放弃对红军的控制企图，直到8月12日（8.13淞沪会战开始前一天），国民党方面在与朱德、周恩来等的谈判中，还是坚持要向八路军各部队中派遣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

但中共方面表示只能接受联络参谋，其他不能接受，第二天也就是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开始向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带一下子处于战火威胁之下，这时蒋介石为了能使红军尽早出兵抗战，被迫放弃了之前不允许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派遣各级副职人员（包括政训人员）到部队等无理要求。

1937年8月22日，国府军委会正式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洛川会议（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红军前敌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简称八路军总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编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全军下辖第115、120、129师及后方留守处。

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

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

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

全军共4.6万人，4万余枝枪。当日，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通电，宣布就职并宣告部队已改编完毕，即将出征抗日杀敌。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全国陆海空军的战斗序列（将“路军”改为“集团军”）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集总”），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

但这一改称并没有叫开，虽然八路军的番号只有短短不到一个月，但由于名声已经打出去，华北地区群众和社会各界之前都已知晓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抗日，所以八路军作为红军改编后的番号就一直使用下来，但在军委会发出更改序列命令后，八路军在与各友军及国民政府的公务来往中还是会使用“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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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老胡的存在？

在讨论和反击对外问题上，可以说是真正的民族主义战士。分析讨论内部事件的时候，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春风不度玉门关。

如果用一句诗来形容老胡，我认为非白居易的这句莫属：“半江瑟瑟半江红”。

针对美国的战略围堵，老胡旗帜鲜明的提出将中国核弹头提升至1000颗，同时东风41洲际导弹储备到100枚以上，以保障我国的战略核威慑能力；关于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全面禁止所有中共党员和他们的家属赴美旅行，老胡反击：华盛顿的反共表演是对人类和平的犯罪；对于美帝想要实行的新冷战思维，老胡表示：想把14亿中国人逼回现代文明边缘，美国既无道义也没有能力干成此事，等等。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的人喜欢他，有的人却黑化他；有的人赞同他，也有的人反对他。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熟悉的某一领域用良知写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表达出来许多人的愿望。

这就够了！至少比某些八股文章强多了。

预测一下新冠什么时候可以在全世界真正地结束？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部分医院陆续发现了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后来证实这种不明肺炎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在这场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战斗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们对疫情的重视程度是呈上升趋势的。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所以也没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一开始很多人以为疫情不过是在局部地区发生，谁也没意识到这会演变成一场波及全世界的疫情。

我们还没来得及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已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春运。新冠肺炎借助于春运期间庞大的人口流动量迅速蔓延至全国：一时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无一幸免。与此同时一场全国范围的疫情阻击战就此打响，我们为打赢这场与病毒的战争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我们有党和政府的统一协调指挥、有全体医护人员的坚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

武汉疫情爆发后全国各省市区以及军队系统陆续向湖北派出医疗队。那段时间全国所有医护人员都在加班加点救治病患，与此同时公安、交通、社区等相关部门全都被动员起来组成了强大的联防联控体系，广大人民群众也纷纷积极踊跃为武汉捐款捐物。疫情期间全中国每一个社区都变成了一个抵制感染风险的堡垒。可以说疫情期间中国采取了几乎是全世界最严格的管控模式。

这样做至少取得了以下三点好处：一是减小了大量的流动，从而使疫情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控制；二是下沉到了社区一级，便于管理感染者、接触者；三是容易控制疫情的规模，不至于过度扩散，让死亡者大量减少。在中国如此严格的管控形势下实际上已从物理空间上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当中国疫情形势逐渐趋于稳定之时全球疫情形势却依然严峻。

截至2021年7月19日上午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已突破1.9亿、累计死亡人数已突破400万、现有确诊病例1900多万。中国在严格的防控措施下已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地方，然而理论上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存在疫情就有可能导致全球疫情的反弹。即使我们的防控措施再怎么严格也不能百分百杜绝风险：自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以来哈尔滨、舒兰、北京、大连、瑞丽、广州等部分地区陆续出现疫情反弹的现象。

每次疫情反弹后通过多方的调查和追踪都在较短时间内锁定了密切接触人群，从而在较短时间内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这说明中国的防控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相关的防控机制正在逐步完善，所以总能在短时间内将疫情扼杀在萌芽阶段。然而与此同时这也说明另一个客观问题：新冠疫情其实从来就没真正远离过我们。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中国能成为全球疫情大爆发背景下最安全的地方是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处于百分百安全的无菌环境中。在中国进入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后国内多地先后出现过本土的传播疫情。经过流行病学溯源调查发现这些疫情与境外输入有关。这说明中国目前面临的风险仍是境外输入。中国当前的抗疫工作仍处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常态化防控阶段。

目前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形势不容乐观，这也更加剧了中国的疫情防控难度。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任何的疏忽大意都有可能导致满盘皆输。目前新冠疫情在我们的邻国印度已呈失控状态：如今包括我国在内的104个国家和地区都陆续发现了之前出现在印度的德尔塔变异病毒。最先在秘鲁发现的拉姆达变异毒株如今也已蔓延至29个国家。

记得去年我国疫情最严峻那段时间很多人以为新冠疫情会像当年的非典疫情一样肆虐一番之后销声匿迹。当时很多人乐观预测全球疫情可能会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到来而消失，然而我们经历了2020年的夏季、秋季、冬季之后疫情依然客观存在。如今2021年都已过去大半也还是见不到疫情结束的征兆。那么全球疫情最终会以什么方式结束呢？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恢复到疫情爆发之前的生活状态呢？

这个问题其实没任何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这毕竟是一种人类之前从未接触过的新型病毒，尽管在过去的2020年和2021年上半年中人们对新冠病毒的了解逐渐加深，然而新冠病毒本身也已出现变异趋势，所以未来的疫情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至少在我们目前是无法准确预言的。新冠疫情如果持续下去可能造成的最坏结果莫过于导致人类的灭绝，然而这种可能性目前看来并不大。

如果有人在2020年春节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可能真有人怀疑过人类是否会就此灭绝，然而现在中国的抗疫成绩足以证明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尽管我们并不能完全消灭新冠疫情，然而我们的确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遏制疫情。事实上目前国内大部分低风险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基本上已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正常状态。当然这背后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的。

目前能像中国这样遏制疫情的国家并不多，但也并不是就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朝鲜至今仍保持着零感染的纪录。新西兰迄今为止只出现了2814名确诊病例，而且这其中的2743人已治出院，没出现医疗资源被挤占的新西兰保持着97.5%的治愈率。目前现有确诊病例只有511人的新加坡保持着99.1%的治愈率。现有60名确诊病例的冰岛也保持着98.7%的治愈率。

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足以证明人类的确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遏制新冠疫情，只不过有些国家没真正把心思放在抗疫工作上而已。如果世界各国都能拿出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案，那么新冠疫情造成人类的灭绝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说造成人类灭绝是新冠疫情可能带来的最坏结果，那么最好的结果莫过于新冠疫情像当初的非典疫情一样在某一天突然就销声匿迹了。

然而这种可能性现在看来也同样不大。新冠病毒和当年的SARS病毒有一定相似性，然而并不能将两者完全划等号，就像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不能被说成是同一个人一样。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上其实要比非典低，然而这种病毒可以通过接触、飞沫等多种方式传染，而且新冠病毒还有相对更长的潜伏期。SARS病毒是一种烈性病毒，一旦感染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表现出发热等症状，基本没有潜伏期或者说潜伏期极短。

相比之下新冠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尽管一般说潜伏期是14天，但超过14天才发病的病例也是曾发现过的。新冠从传播方式、防控的难度和临床表现等各方面都比当年的非典更为复杂。新冠病毒所具有的高传染性、低死亡率、较长潜伏期等特征使其更有可能转成像流感一样长期在人间存在的慢性疾病。如今的新冠早就以相对更低的致死率造成了比非典多得多的感染者和死亡者。

大家不妨想想从2019年底到如今新冠疫情已肆虐多久了。在经历过2020年后我们已直到新冠疫情并不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消失。目前新冠疫情不仅没任何要结束的征兆，而且还在持续不断变异。如今随着病毒的变异已使其传播力度变得更强，而且病毒的传播方式也已变得更为隐秘了。这意味着新冠疫情像当初的非典疫情一样突然消失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一切迹象都表明新冠疫情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斗争注定是一场持久战。早在3月底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凤凰网《莉行观察》的采访时就曾强调过：中国能在全球疫情大爆发的背景下成为最安全的地方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对国际（境外）输入有非常严格的控制。中国不能永远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要向全世界开放。那时候所有国家都接种好了，中国反而是无免疫的，那说不定又在中国暴发起来了。

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说的中国之所以能在全球疫情大爆发的背景下成为最安全的国家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我们对国际（境外）输入有非常严格的控制。这是我国为保护国内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而为之，然而国家要发展就不可能永远封闭国门。因此我们必须抢在其他国家之前率先建立起免疫屏障——这是中国重新开放国门的先决条件。在此之前欧美国家放任自流的“群体免疫”策略现在基本已宣告失败。

既然放任自流的“群体免疫”策略实现不了，那么通过疫苗来实现集体免疫有没有可能呢？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现实中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首先必须确保新疫苗的研发速度要比病毒的变异速度快，而且还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普及。要完成这些工作显然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钟南山院士就表示：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群体免疫。

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不能用一些不科学、不人道的“自然免疫”手段达到群体免疫效果，而是只能通过新冠疫苗来实现集体免疫。变异的病毒对疫情防控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也会让疫苗的效度大大降低。只有通过全球合作才能把我们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推进，也能设计更好的疫苗来防止变异。目前中国正在进行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国在这场全球抗疫战争中是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也是有能力向全世界提供疫苗的国家之一。

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给需要帮助的国家和人民。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全人类集体免疫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可能会面临一些变化，所以钟南山院士预估的2-3年时间也仅仅只是一种预测而已。如果世界各国能同心协力，那么这一时间是有可能被缩短的；如果世界各国互相推诿，那么这一时间也许还会延长。

2-3年只是对世界范围内实现集体免疫的时间。事实上新冠疫情已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所以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集体免疫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恢复原来的生活状态。美国白宫应对新冠病毒特别小组成员安东尼·福奇在和钟南山院士通话时一致认为经济生活的恢复不能操之过急。重启经济活动的前提是疫情能得到基本的控制，否则对重启经济活动就不能抢跑。

况且即使全民推广接种疫苗也不是说就万事大吉了。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时曾针对新冠疫苗的有效期说过：接种疫苗后至少能保护半年多以上，具体多长时间现在还不敢说，而且有效率也并非百分之百。况且病毒的变异也对疫苗提出了考验。现在已爆出过痊愈患者二次感染的现象，这无疑是给疫苗的效果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病毒的变异速度快过了疫苗的研发，那么我们未来的防疫工作就会很麻烦。

即使我们之前的防疫工作再成功，然而之前的治愈患者仍存在二次感染的风险，那么疫情防控常态化可能就不是我们有些人所想象的几年之内的常态化，有可能我们在未来都必须适应与这种病毒共存的生活环境。新冠病毒可能已给全世界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永久性改变。钟南山院士就曾预测：未来可能需要像预防流感那样定期接种新冠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