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战备省真的假的，历代对游牧军队作战缺少马匹？
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政府，在养马这件事上，基本上都投入了十二万分的精力。别说鼓励老百姓养马这种基础操作了，像什么官办马场、公私合营养马制、强制百姓养马……所有现代人能想到的制度手段，古人其实都曾经用过。
那既然如此，为什么古代王朝依然还是经常缺马呢？
答案期间很简单，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
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来说，马匹数量的多少，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防安全。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原王朝最大的敌人，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而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机动性，中原王朝其实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以骑制骑，一个是以城制骑。
所以以骑制骑，就以攻代守。中原王朝也组建出强大的骑兵军队，去和游牧民族的骑兵军队正面对抗。而以城制骑，则是以守代攻的思路。靠着在边境修造城池或者长城，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南下，然后再对北方游牧政权进行经济封锁，打贸易战，最后削弱对手。
这两个方法，不管哪一个，都需要大量的马匹才能支撑。前者就不用说了，没有战马，想要组建强大的骑兵军团，这个逻辑本身就不成立。而后者以城制骑的思路当中，城池也不是单纯等着游牧政权围攻，而是要依托城池的防守能力，对外灵活机动作战，同样也需要足够的骑兵才行。
不管哪一种选择，对马匹的需求都是极为夸张的。所以中原王朝自古以来，都在想尽办法去养马。
但问题是，战马这种东西，他不是你想养就能养得出来的。他需要空间，他需要食物，他需要人力。光是这三条，就让中原王朝在养马这件事上，变得困难重重了。
说到底，北方草原上适合养马，中原不适合。
首先是空间，草原上天高地阔，到处都是牧草。马可以随意奔跑，随意吃草。而换做中原的话，肯定是没有这种条件的。中原地区只要不是战乱年代，向来都是人多地少。所有能种地的地方，都被我们的祖先给开发完了，哪里还有让马生活的自然空间呢？
所以，中原地区想要养马，首先得把一块农田，转化为马场，然后在马场里养马。但如果是马场的话，不管是空间还是牧草质量，自然都远比不上天然草原。养出来的马的质量，自然也远不如草原战马了。
而且，马这种生物，他的粪便是酸性的。所以养过马的草场，以后再种地的话，粮食产量会下降很多。只有等很多年之后，才能重新恢复过来。
其次是食物。草原上到处都是草，草是不用人工种植的，所以养马的时候，可以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但是中原马场养马不一样，中原马场，首先得人工种植牧草，然后才能长出草来。这一来一去，成本上涨的可就太多了。
最关键的是，同样一块土地，如果种植牧草，可能只够养一匹马。但是如果种粮食，可能会养活三到五的人。而粮食的价格，也要远高于牧草。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中原百姓种粮食，要远比养马更赚钱。
第三是人力。人力也是最关键的一环。草原的特殊环境，适合畜牧业发展，一个人可以养一百匹马，而且还不累。但是换做中原地区的话，一个人养十匹马，可能就筋疲力竭了。相比之下，还是种点粮食，或者去城里做点小买卖更赚钱。
草原和中原地区的这些不同，注定双方养马的成本截然不同。中原王朝养一匹马的成本，草原那边已经够养十匹马了。所以，中原王朝想要在中原大规模养马，那就等于是在和老天爷对抗，在和经济规律对抗。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自然会变得很困难。
但困难又有什么办法呢？没有马，中原王朝就打不赢北方游牧政权。所以不管再怎么难，中原王朝也必须要养马。
所以在这个时候，历代的统治者，就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更好地违背经济规律，养出大量的优质战马来。如此一来，所谓的‘马政’，就成了国家的根本国策了。
首先是先秦时期。对于夏朝和商朝的马政，因为时间太过久远，我们知道得很少。不过那时候是奴隶制，国家只要强行要求奴隶养马就行了。这种制度之下，注定不可能养出太多的战马。但是好在，当时夏朝王室和商朝王室的主要敌人，也不是北方的游牧民族，需要的战马也不是太多，这样养殖倒是也勉强够用了。
而到了周朝的时候，因为周朝开始直接面对游牧民族的进攻，所以对战马的需求也开始激增。所以后来，周王室不得不专门在甘肃天水地区，划出一块地方来，让自己麾下的马夫家族过去，专门给周王室养马。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个马夫家族，经过三十多代人的繁衍之后，最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秦国，最后统一了天下，彻底取代了周朝。
有了周朝的先例之后，接下来的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就开始设置大规模马场，而且还得由中央官员直接管理，避免再出现某个家族，因为养马而崛起，最终改朝换代的事情。秦汉时期九卿里面的‘太仆’，就是专门管养马这件事的。
但问题是，古代科技手段比较差。集中养马，一旦马生了病，很容易会导致全军覆没。而如果把马分开养，在各地设置多个官办马场，又势必会导致养马的效率低下。
所以，到了汉朝文景之治的时候，汉朝开始倡导民间养马。按照汉朝的管理制度，百姓养马，可以直接替代徭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汉朝养出了不少战马，这才得以支持汉武帝时期，组建大规模的骑兵军团，对匈奴用兵。
但是随着汉武帝对匈奴开战，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只要打仗，战马这东西消耗量就会极大。考虑到战马的养殖成本，这东西基本上就和烧钱没什么区别了。据后世史学家推算，汉朝打漠北之战的时候，一共出动了24万匹马，但是最后回来的，只有三万匹。当然，也有人说，当时应该是出动了14万匹马。但就算是14万回来3万，这个折损率也是相当恐怖了。
而且，到了汉朝后期，原本马政制度也开始运转失灵了。很多百姓发现，就算自己去服劳役，然后回来继续种地，赚的还是比养马赚得多。所以到了汉朝后期，百姓越来越不喜欢养马。而且那些官办马场，也会出现各种贪污吃空饷之类的情况。
当马政运转失效的时候，汉朝距离灭亡，其实也就不远了。
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因为常年打仗，战马的折损率就更高了。而且在乱世当中，老百姓首先要考虑的，是养活自己。但凡自己有块地，肯定都会选择先种粮食，先让人吃饱再说。所以养马这件事，自然大家都比较抵触了。
正是因为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官方鼓励民间养马的策略，不太管用。所以接下来，到了隋唐时期，大家又恢复了周朝的方法。既然中原和民间养马这么困难，那干脆就顺应天时地利，直接去草原养马不就好了吗？
所以，隋朝和唐朝，直接把青海和甘肃地区，全部划分成了养马的地方。同时，为了防止周朝那种情况出现，隋朝和唐朝的统治者，还经常轮换管马政的官员。
如此一来，有了天时地利的支持之后，养马总该容易一点了吧？历史上的真实情况，确实也是如此。隋朝存在比较短，这个政策或许还没有太发挥作用。但是到了唐朝的时候，这项马政就开始凸显出优越性了。到了李世民在位的时候，唐朝已经能养出七十多万的战马了。
正是因为战马数量足够多，所以后来唐朝打突厥和吐谷浑的时候，才能轻易将其灭国，发展成巨唐。
但是，这项马政，同样也是好景不长。因为养马的地方，距离中央太远。所以时间长了之后，贪污吃空饷的问题，就再次变得严重了起来。而且到了唐朝中期之后，随着唐朝失去了西域，草原再次成了边境。想要在边境养马，就注定会受到周围邻居的袭扰。
所以到了唐朝后期的时候，唐朝的马匹数量暴跌。甚至到了唐朝中期的时候，某个节度使造反，因为手上没有马，干脆直接派骡子上阵了。
而到了宋朝之后，因为宋朝地盘比较小，根本就没有草原。所以宋朝只能重新把汉朝的制度捡起来，继续大力支持民间养马。为了鼓励民间养马，宋朝还推出了保马法和户马法之类的法律。只要你把马养出来，国家就会出高价收购。如果不小心养死了，国家还给你补偿。
这种制度，听上去很好是不是？但实际操作起来，同样也是困难重重。国家下放补贴的时候，各级官员不可能不贪污。百姓养马，成本依然还是很高。所以到了最后，老百姓算了一下，觉得还是种地更合适，养马怎么算怎么亏本。
所以，在整个宋朝，不管国家怎么鼓励，宋朝的战马始终都不算多。
接下来的元朝，因为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所以在养马这件事上，更是极为重视。元朝不但在草原上大规模设置官办马场，甚至还在中原地区，设置了很多大规模的马场。非但如此，很多元朝高层贵族，也喜欢自己开辟一块地方，专门养马。
但这样一来，马的数量是够了，可是耕地的数量就不够了。所以到了元朝中后期，虽然马的数量不少，但是老百姓却不干了，直接起兵造反，最后推翻了元朝。
至于明清时期，则是吸取了元朝的教训。既要保证战马的数量，又不能侵占太多耕地。既要在边境草原养马，又要防止马场出现贪污的情况，同时还要防止周围的邻居来进行骚扰。
明朝政府，也曾出台过鼓励民间养马的政策。但结果，同样还是和汉朝差不多。初期大家觉得还不错，都愿意养马，所以马匹数量支持朱元璋统一天下。而到了中后期之后，老百姓稍微一算账，又发现养马会亏本，所以又没人养马了。
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明朝开上了很多行政命令，强迫某些家庭，必须只能养马，不能种地。但这种制度，到了明朝中后期的时候，因为反对的人太多，所以同样也渐渐失效了。
这就是中国古代养马的情况。
总结起来：国家想要大规模养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自己开设官办马场，但这势必会导致贪污的情况出现，而且还需要把马场设置在边境，比较危险。
二是让百姓养马，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绝大多数时候，养马都是一笔亏本的买卖。所以，后来国家只能想出各种鼓励政策，鼓励老百姓养马。比如免除徭役，下发补贴。但是这些鼓励政策，势必都会因为下面的官员而走样。当一个国家到了王朝末期，官员贪污成风的时候，这些鼓励政策就会失效，老百姓养马就会再次亏本，所以就又没人养马了。
说到底，对于古代中原王朝来说，大规模养马，就是在和经济规律背道而驰。但是为了国家安全，大家又不得不养马。所以，养马的问题，一直都是历朝历代最大的一个难题。在古代科技手段又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养马的问题，基本上就不可能。
什么是山洞机库？
绝地求生的机场地图中的这个洞就属于典型的山洞机库。
最早，山洞机库是旧日本特产，仅此一家，当时的日本陆航在修筑机场的时候，就喜欢把小山丘挖空来当飞机的机库用。
这种山洞机库有很多好处：
1，在空中观察时很难辨认这些机库。
2，这些机库大多拥有很好的抗打击能力。
这种山洞机库被广泛应用于二战日本陆航的各类机场，海航没用。
二战结束后，原东北和满洲地区的部分日军投降帮助我国建立了东北航校，培养出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飞行员和地勤，也塑造了我国最早的空军作战思想。
可以说，新中国的空军很大程度上各方面思想，习惯，作战条例等等都是脱胎于日本陆航的。
学来的东西很多，也包括山洞机库。
到了今天，全世界还在用山洞机库的大概就就只有中国和日本了，而且我们中国的山洞机库比日本的还要牛逼的多。
这些兴建于上世界60-70年代的山洞机库都是那个时候“深挖洞，广积粮”口号下的产物。
坚固的地下掩体可以承受核武器爆炸带来的冲击波，但是往地下挖实在是太困难，所以就干脆把山挖空一些地方，做成隧道，这些山洞机库将在核大战来临时保证航空兵部队不会在第一时间内被摧毁。
但是如今已经是废弃了，一来我国周边的局势还是很安全的。二来也建立了一定的战略反导系统。
如今大陆的山洞机库大多都是这种修成跟隧道差不多的玩意，如果想要看原汁原味的山洞机库，可以旅游去台湾看看，解放之前日本人在那边修了很多山洞机库，且大多都遗留了下来。
山东卫视都挺好播出时间？
都挺好播出时间是晚上七点半。
山东卫视（频道呼号：SDTV-1[78]）是山东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卫星电视频道，也是中国国家第一战备频道，于1994年1月1日开播。
1994年1月1日，山东卫视开始面向全国播出。2002年10月30日，山东卫视通过亚洲-3S卫星数字信号发射，同时实现广播、电视信号的双星发射。2011年，山东卫视《综艺》年度盛典中获评“年度成长卫视”。
明初无敌于天下的卫所兵制是怎么衰败堕落的？
大明朝的卫所兵制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手创立的，这种军队模式是在继承北魏、隋唐时期府兵制的基础上制定的，这种军队制度一方面消除了其他朝代军队中的后勤压力，做到了自己自足，另一方面，降低了财政压力。但是由于政治的腐化，这一制度也随之衰败了。
首先，传统的换班制度和军队所承担的劳役过重，导致军队中弊病横生，在调换军队时，常常会出现士兵逃跑的状况，渐渐的卫所中的士兵数量越来越少，战斗力自然也就受到影响。
其次，明朝中期，由于经济发展的落后财政出现了危机，军队将领对所得俸禄的减少有所不满，于是便开始大量克扣士兵军饷。
在这种条件下，士兵们为了生存下去，也只能逃跑。最后，军队中纪律的日益败坏和朝堂中的宦官专权也是卫所兵制衰败的原因，宦官专权对军队也产生了很多不利的影响，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就是宦官王振一手造成的。在这些原因的影响下，盛极一时的卫所兵制最终衰败。
一、制度的腐化（一）“班军轮戍”制度
这个制度形成于明朝永乐年间，主要内容是军队要实施轮番更替、分组、分期进行管理的方法，各卫所的军队需要轮番进入京城操练，保卫京师。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渐渐出现了问题。京师以外的军队需要调到北京等待皇帝的检视。永乐二十二年末，河南、山东、山西、大宁的士兵及将领，每年都共要选拔16万人以上进入京师。早期军队到京师主要是进行操练，但到了后期，常常被用来修建造京城设施。
嘉靖四十三年，规定凡是有地方军队不到京师的，军队将领的俸禄将被扣光，严重的人甚至要会被罢免。进入京师的士兵被要求不得返回原地。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这些中原地区兵力空虚。
这个制度本来是为了练兵防御，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除了一部分军队在地方边境担任防御工作以外，大部分班军都被用作劳役，有些甚至被宦官占领为自己的军队。在地方上留下的少部分将领也大多贪污残暴，奴役百姓。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作战能力逐渐降低，在倭寇来临时无法应对。
（二）“公私”双重占役
除了国家的劳役以外，皇亲国戚和地方大臣还滥用权力，私役军士。这种情况在朱元璋时期就有了，随着“班师入京”政策的实施，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
首先，京城中的皇亲国戚私自占用军队，“班军轮戍”制度初期，每年进入京城的军队平均有七八万人左右，一开始这些人都在府衙内练兵，但渐渐的军队中的士兵被拨去修建国家建筑，甚至是皇亲国戚的私人宅院，有的建筑两三年都修建不完，这些士兵便一直在修建。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让很多士兵不堪其扰，纷纷逃亡，最后留下的士兵不足四万。
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权。丈量屯田时利用权力作弊，来扩大自己的土地，这些田地是由士兵们耕种的，他这样做自然就加重了士兵们的负担，激化了军队士兵酝酿已久的愤怒，于是士兵郭成、高珍等人发动了兵变，虽然这二人被斩首，但是起义的风气却没有被镇压下去，之后又辽宁、广西、抚顺地区又相继爆发了大型兵变，最后朝廷为了维护中央安全，只好发放赏银平息民愤。
其次，地方军队长官也常常占用军役，洪武年间很多地方官员都会私下奴役军士，让他们为自己耕种田地，开窑，贩运私盐等。这一现象成了一种政治风气，这对军事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在高度的劳动下很多士兵纷纷逃跑，军队中只留下了那些无法逃跑的老弱病残。
（三）“南北调操”
明朝时期，为了避免发生地方叛乱，同时为了使军队适应全国各地的地理环境，提高军队战斗力，明朝实施“南北调操”的治军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有着很大的弊端，杨士奇在著作《清军》中，就分析过这种治军方法的消极之处，当时陕西、山西、山东、河北等北方士兵，常常被调往浙江、湖广地区，因为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士兵们常常会中暑生病，而南方的士兵调往北方，也常常会因为不适应严寒气候导致死亡。
当时的封建农业社会讲究“安土重迁”，远离家乡除了会对士兵们心理造成影响外，也会发生水土不服的生理问题。因为“南北调操”所引起的高死亡率让很多士兵对此产生了畏惧，于是在调拨途中很多士兵选择逃亡。这种消极的治军方法，最终是军队空虚，加快了卫所制的衰败。
二、军队的破坏（一）宦官干预军队
明太祖时期曾严格禁止宦官干预军队事务，但是到了永乐年间，统治者亲近宦官，赋予了宦官极大的权利。自此，军队受到了宦官政治的影响。
明朝时最早的“中官典兵”开始于郑和，但是他并没有做破坏军队纪律的事情，到了明英宗时期，宦官王振在军队里作威作福，正统十四年，王振跟随明英宗亲征，当时很多大臣纷纷上奏阻止，但是明英宗不予理会。在行军时，王振干扰军务，提议从紫荆关过，这个提议导致了“土木堡之变”。最终，王振被乱兵所杀，自此之后京师三大营的军队覆没殆尽 。
宦官王振死后这种现象依然没有消失，正德年间，宦官刘瑾等人专宠，败坏军制，在《明史》中曾经有记载“边将失律，贿入，既不问，有反升擢者。”可见他对军队的影响力极大。
万历年间的宦官高准曾经与陈奉滥用军役在辽东地区采矿征税，并且还常常与驻守在外的将领争夺功劳，克扣军队粮饷。官员对此也进行过反抗，当时云南地区发生兵变宦官杨荣被杀。宦官杨荣常常上奏污蔑弹劾地方官员，云南指挥使樊高明，因为他的污蔑被杀，指挥使贺瑞凤被他以“求马不获”的名义关入大牢。在这种压迫下指挥使贺世勋，韩光等人率领民众将杨荣一党扫除。在这些宦官的专权乱政下，明朝的军队纪法被摧毁殆尽。
（二）军纪破坏严重
在《明史》中记载，辽东提督王翱在倭寇扰乱边境时，没有带领将领前去抵御，于是朝廷便以失职罪处罚他，命令士兵将他押去斩首，但是军队中却没有人敢上前。可见，当时的地方将领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极大。
嘉靖到正德年间，军队中常常会出现肆意杀人的现象，尤其是边疆一带。当时的朝廷也曾想过改变这种局面，但是军队里早已积重难返，即使经过了李邦华等人的整顿，但是依然没有改变明代的卫所军伍制度衰败的结局。
（三） 克扣军饷
卫所制度渐渐被破坏的同时，募兵制随之兴起，到了嘉靖后期，募兵制普遍盛行起来，这大大冲击了卫所制度。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地方将领对于自己的待遇心生不满，加大了对于军饷的克扣力度。
明朝初期实行屯田制，卫所的军饷除了要供给军队之外，还要发放给地方官员做俸禄。正德年间，随着人口的增长，屯田制被破坏，粮饷严重不足，于是政府便折以银两发放给士兵们，但是由于将领的克扣，发放到士兵手中的银两严重不足，在过去每月可以得到六斗米俸禄的士兵在现在得到的银两却只够买四斗，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士兵便逃离军籍，改作他业。
总结：在这些原因的交融下，卫所制度最终衰落，而这些弊端的发生和恶化，都是源自明政府统治下政治腐化的加深，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的贪欲逐渐失去约束。
一个集团军里面有多少个少将？
问题太过宽泛，主要是没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年代的“集团军”。比如1937年抗战爆发后，第八路军仅仅一个月就改番号为第18集团军，在集总、师、旅级干部中，当时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少将”职务军衔的就有20多位，数量可是不少。
除了第18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参谋长和三位师长是中将衔外（朱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挂上将衔），其他各师的副师长、参谋长、旅长都够条件授少将衔，虽然这些将领都没怎么戴所谓的军衔，但是任职令肯定是有的，比如：
左权：第18集团军副参谋长
聂荣臻：第115师副师长
陈光：第115师343旅旅长
周建屏：第115师343旅副旅长
徐海东：第115师344旅旅长
黄克诚：第115师344旅副旅长
周士第：第120师参谋长
卢冬生：第120师358旅旅长
张宗逊：第120师358旅副旅长
陈伯钧：第120师359旅旅长
王震：第120师359旅副旅长
徐向前：第129师副师长
倪志亮：第129师参谋长
王宏坤：第129师385旅旅长
王维舟：第129师385旅副旅长
陈赓：第129师386旅旅长
陈再道：第129师386旅副旅长
这还不全面，另外包括第18集团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少将衔）、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少将衔）、驻广州办事处主任张云逸（少将衔）、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少将衔）等等。说明一下，虽然这些单位习惯上称为“八路军办事处”，但是实际上，既然军事委员会已经给八路军重新授予了集团军番号，所以无论是牌子还是公文，1937年底以后，都是“集团军”的落款。
第18集团军的编制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它不设“军级”建制，是由之前的“路军”直接改称的。而抗战时期，在国民革命军其他的30多个集团军里面，挂少将衔的人数就更多了，因为集团军下辖三个左右的军，每个军再下辖两到三个师，再包括副军长、军参谋长、副参谋长、副师长、师参谋长、副旅长、等等，绝大部分都可以挂一颗星，想想脑袋都疼。
比如在常德保卫战中殉国的柴意新少将，原来就是第74军军部的副参谋长，为了带兵打仗直接下到第57师挂职团长。那也就是说，除了集团军总司令至少是中将衔外，每个集团军内部，团以上军官都有挂少将衔的可能，简直没办法统计。
反正国军的职务军衔是“中将遍地走，少将多如狗”，少将衔真心不值钱，大致估计下，一个中央军的三军制集团军，少将数量不会少于40个。
（王仲廉少将时期）
你不信是吧？据不完全统计，到抗战末期的1945年初，仅铨叙陆军少将的数量就已经达到900余人，少将职务军衔的数量倍之，去掉军委会和各高级司令部的少将军官数量，不到40个集团军，一家分摊个30个、40个完全正常。
比如三军制集团军，少将衔级别的职务很直观的就有：三个副军长（有的还是中将）、三个军参谋长、九个师长、九个副师长、九个师参谋长、，以及集团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处长、高级参议等等等等，有没有40个？恐怕都说少了吧。
如果是我军目前的“集团军”编制呢？其实笔者相信提问者应该也是这个意思，这就涉及到集团军的级别问题、我军干部的衔级体系问题。实际上，我军目前的“集团军”编制，更多体现的是部队的诸兵种合成化性质，跟抗战时期的集团军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兵团不是一回事。所以在军队级别上，“集团军”仍然是正军级单位，军事主官称为“军长”而非司令员。
尤其是和平时期，军衔压的普遍比较低，所以正军职、副军职干部基本都授少将衔，那么在一个集团军的内部，只有司令部才会有少将衔军官的存在，因为下辖各旅的旅长、政委都是正师职或者副师职，也就是大校衔和上校衔，是不可能有少将的。因此讨论一个集团军的少将数量，只需要弄清楚司令部首长的配备情况即可。
通常情况下，军长和政委肯定是正军职干部，自然就是两名少将了；副军长（一到两名）、副政委至少也是副军职，肯定也是少将衔；同时还有两个职务也可能是副军职：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注意这个“可能”，因为后面两个职务也可以由正师职干部担任的，其中涉及到军龄啊、资历啊等等因素，有的还会在任内晋升少将。
最直观的办法还是举实例吧，那就列出两个集团军的首长和军衔名单，这都是网上可以公开搜到的资料，不算什么军事秘密，出于尊重和众所周知的原因，名单里面只写姓氏了，还望大家理解。
第71集团军：驻地江苏徐州，军长王少将、政委徐少将、副军长林少将、副军长李少将、副政委李少将、参谋长段大校、政治部主任张大校，所以该集团军共有五名少将衔军官。
第72集团军：驻地浙江湖州，军长朱少将、政委王少将、副军长张少将、副军长黄少将、副政委吴少将、参谋长于少将、政治部主任王少将，因此该集团军共有七名少将衔军官。
特别选择这两个集团军作为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集团军首长的配备情况，以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两个职务的特殊性，那就是既可以为少将衔、也可以为大校衔，要看军官的个人资历，不能一概而论。
总体而言，和平年代下一个陆军的集团军，少将衔军官至少是五名、最多也就七名，一般会在这个范围内有所浮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