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因为蒋介石才分离的吗,台湾人说话为什么那么嗲?

1、台湾是因为蒋介石才分离的吗，台湾人说话为什么那么嗲？

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靠近赤道的国家，他们国家的人语言就越显得“嗲”，越是靠近极地的国家，语言就越显得威严。

前者，例子有，台湾话，泰语（栗子有:啥哇的卡～），越南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语言，这些地方都位于北回归线至赤道之间。

后者，例子则有，俄语（自行脑补一下普京讲话），蒙古语等。

我仔细琢磨了一下，觉得原因是这样。地处热带的人，因为气候湿热，在形成语言的那段时期，讲话不自觉地张大嘴，从而散热，因此形成的语言语气比较夸张，语言的整体风格呈现出类似于“嗲”的情况。

而靠近极地的人，道理是一样的。你们如果观察俄罗斯人说话，会发现他们的嘴张开得很小，就像害羞的孩子在喃喃自语一样，声音几乎是从喉咙里发出的一样。

2、蒙古帝国为何会分裂？

蒙古帝国的分裂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蒙古帝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善的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它只是游牧性质的国家政权。它的统一几乎完全依赖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血缘关系，没有相应完善的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予以保障，随着这种血缘关系的疏远和淡化，扩张占据的领土急剧扩大，加上家族内部的矛盾积累，分裂就是必然的趋势。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建立者，同时也亲手为蒙古帝国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成吉思汗是蒙古帝国的建立者，在他手中蒙古人改变了过去游牧部落的传统，建立起一个半游牧半封建的游牧帝国，将原来各个氏族、部落改造成军政合一的“千户”。初步为蒙古帝国建立了行政管理体制，这一时期是最统一、最严密的蒙古帝国，当然这得益于成吉思汗本人的威望和蒙古帝国的领土是分裂前最小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利于和适应成吉思汗推行的军政合一的“千户制”。但是随着成吉思汗统治的蒙古帝国不断扩张，加上他的四个优秀的儿子对帝国继承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和公开，成吉思汗不得不面临许多君王同样的继承人选择问题。而正是他的选择为蒙古帝国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虽然蒙古人不设立储君，而是由前任大汗选择继承人候选者，然后由各部蒙古王公召开忽里台大会推举新任大汗，但是由于成吉思汗的崇高威望，他选择的继承人在忽里台大会通过的可能性很高，因此他的四个儿子都希望能够成为那个被推荐的人选。

首先爆发冲突的是他的长子术赤和次子察合台，术赤是成吉思汗的嫡妻被别的部落俘虏之后回来所生的，因此术赤的血统一直被人怀疑，但是成吉思汗在各种场合从来没有对术赤的血统表示怀疑，而且也一直把他同和嫡妻所生的另外三个儿子一样看待。而且术赤也是当时他的儿子里战功最卓著的，因此与术赤不和的察合台害怕成吉思汗会选择术赤作为继承人，在成吉思汗面前当面质疑术赤的血统，双方甚至大打出手。成吉思汗虽然当面怒斥察合台的行为，但是因为长子和次子的这次冲突，成吉思汗放弃了他们俩个，转而选择了两人都能接受的老三窝阔台。但是成吉思汗还有一个幼子拖雷，此人的能力也非常出色，但是因为蒙古人有幼子守灶的传统，即最小儿子继承父亲的遗产，其他儿子分家出去独立。所以成吉思汗没有选择拖雷，但是依然遵守了蒙古人的传统，把自己的大部分遗产包括三分之二的千户和自己的大部分军队都留给了幼子拖雷。这就是成吉思汗对自己死后的权力分配，同时他还将自己打下的江山分给了四个儿子管理，就这样老三窝阔台在分到了一块直属领地之外还继承蒙古大汗的宝座，老大术赤和老二察合台各拥有一块自己管辖的领地，老四拖雷则分到了蒙古本部还成吉思汗的大部分财产和军队。

这种分配方式就为蒙古帝国的最后分裂埋下了伏笔，最大的问题在于窝阔台身居大汗之位，却不是掌握军队最多的人。而拖雷虽然没有大汗之位，但是却掌握了大部分的军队。这就使得窝阔台没有办法通过掌握军队来压制有分裂倾向的人，虽然他执政时期还没有人很明显的表现出这样的倾向。

窝阔台

窝阔台死后的汗位争夺，分裂倾向趋于明显

窝阔台的统治时期，蒙古帝国仍是统一的，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所统辖管理的地盘都服从大汗窝阔台的领导，理论上最有可能分离的术赤家族也因为术赤的早亡而服从窝阔台的统治。但是窝阔台死后，这种分离倾向开始明显。

窝阔台死前，拟推荐的继承人是他的孙子失烈门，但是他死后暂时摄政的他的妻子乃马真后却希望自己的儿子贵由出任大汗，这引发了两股势力的反对，一是窝阔台家族内部支持失烈门的势力，二是术赤系的领袖拔都，因为拔都素来与贵由不和。

但是乃马真后通过不断的财物贿赂和政治交易，最终还是让儿子贵由在蒙古王公召集的忽里台大会上以微弱优势成为了新的蒙古帝国大汗。贵由的上台意味着窝阔台家族和术赤家族的矛盾趋于公开化，在贵由短暂的统治生涯里，他主要的精力都在策划对拔都的攻击以确保自己的权威。看起来内战一触即发，蒙古帝国很可能因为内战而分裂，但是贵由汗却在即将发动战争时突然病逝，内战和分裂危机暂时消除。

这一阶段的汗位争夺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窝阔台的遗命没有被遵循，他的妻子或者他自己的家族推翻了他的决定。二是成吉思汗死前的权力分配导致蒙古大汗的家族没有过硬的军事力量，这导致他们的上台必须通过更多的政治手段来实现，而且面对实力强大的术赤家族无可奈何（因为术赤和拔都都是非常优秀的领袖和将领，拔都更是蒙古第二次西征的统帅，因此术赤家族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

贵由

贵由汗死后的汗位争夺，有默契的分裂

贵由汗死前准备发动对拔都的袭击，但是掌握大量军队的拖雷家族却迅速向拔都通风报信，所以拔都实际上已经有所准备，他的军队也聚集起来了，随时准备迎战贵由汗的军队。因此在贵由汗死后，拔都就已经明确了不再支持窝阔台家族的人登上汗位的想法，而且他本人没有觊觎这个大汗之位，他开始公开推举拖雷的长子蒙哥出任新的大汗。

窝阔台家族仍不死心，他们推出窝阔台曾经指定的继承人失烈门，结果在实力强大的术赤家族和拖雷家族面前，毫无竞争力可言。在术赤派出的大批军队和拖雷家族本身拥有的大量军队的支持下，蒙哥出任蒙古帝国的第四任大汗。

不甘失败的窝阔台家族试图通过阴谋刺杀的方式改变忽里台大会的结果，但是他们的阴谋被蒙哥汗发现，随即拖雷家族展开对窝阔台家族的清洗和镇压。

蒙哥汗上台后与拔都的势力形成了有效的默契，拔都承认和支持蒙哥是整个蒙古帝国的大汗，而蒙哥实际上也默认拔都的地盘完全由他们自己管辖，默认他们的独立。而窝阔台和察合台家族则没有那么幸运了，蒙哥汗的军队保证了他对这两个家族的领地能够有效控制。

这一阶段的汗位争夺，实力强大的拖雷家族得到了同样实力强大的术赤家族的支持，而可怜的窝阔台家族因为缺少军队的支持，不得不吞下失败的苦果。成吉思汗时期埋下的种子开始发芽了，他的四个儿子的家族开始了无视血缘关系，只在乎利益的争权内乱。

蒙哥

蒙哥汗死后的汗位争夺，公开的分裂最终出现

蒙哥汗在钓鱼城死去，仓促而突然，没有关于他是否留下遗命的记载。其实这不是很重要了，因为窝阔台时期已经出现了违背前任大汗遗命的先例，而且在法理上这种违背不是不可以，毕竟蒙古大汗不是指定的，而是靠忽里台大会推举的。于是蒙哥的两个弟弟展开了公开的争夺。夺位内战终于在蒙古帝国出现了。

留守哈拉和林的阿里不哥和在征宋前线赶回的忽必烈先后召开忽里台大会，都自称继承大汗之位，随后双方爆发内战。

这次的内战不仅仅出现在蒙古帝国的东部，西部一样出现了内战，蒙哥的另一个弟弟旭烈兀听到蒙哥汗的死讯后，正在统帅第三次西征的他立刻带领主力东归，但是在路途上他被迫停下脚步，因为术赤家族的第三任领袖别儿哥对旭烈兀发动了进攻。原因竟然是宗教问题，因为作为伊斯兰教徒的别儿哥对奉行基督教的旭烈兀在西亚伊斯兰世界的屠杀破坏行为非常愤怒，他找准时机联合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一起进攻旭烈兀。于是整个蒙古帝国都打起来了，东方是阿里不哥和忽必烈，西方是别儿哥和旭烈兀。

最终关系蒙古大汗之位的内战是忽必烈打赢了阿里不哥，于是忽必烈登上了蒙古大汗的宝座，但是为了赢得这场内战，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都向其他领地上的管理者或者这些有实力的势力许下了承诺，默许和公开承认这些人的独立。于是早已实际独立的术赤家族变成了钦察汗国，而窝阔台的孙子海都和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趁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内战分别让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公开独立，而忽必烈却无可奈何。而最后旭烈兀在波斯一带他西征打下的地盘上建立了伊利汗国。因为在内战中旭烈兀的支持，忽必烈对伊利汗国也予以公开承认。

这一阶段蒙古帝国因为汗位的争夺，终于彻底分裂成西方的四大汗国和东部的蒙元朝廷。成吉思汗时期权力与军事实力的不匹配安排，加上随着领土的扩张，不得不分封儿子出去代管地方，但是蒙古帝国始终没有相应的去完善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这些被分封出去的王子在事实上开始出现分离迹象，最终这些王子家族为了适应所管辖区域的管理，不得不吸纳和接受了当地的文化和管理体制，这就更加加剧的分裂的趋势，甚至仅仅在成吉思汗的孙子辈竟然就出现了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信仰不同而爆发内战，而且还引入外族人一起进攻本蒙古族人，这样的情形表明蒙古帝国实质上早已经分裂了，忽必烈的时代不过是公开的承认了这种分裂。

3、红军长征都经过哪些省？

长征不只是一次深刻影响了我国历史进程的军事行动，事实上也是一次世界范围内空前绝后的军事奇迹。毛泽东主席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是这样评价长征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有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沒有！每天天上几十架飞机狂轰滥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多年后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党史中是这样评价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这是对长征的国内评价，那么国外对长征的评价是什么呢？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罗斯·特里尔是这样评价长征的：“长征曾是一场大退却，而且直到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还是前途未卜。然而长征具有深远的影响——红军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东西跨度的两倍。毛泽东之于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长征把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锻造成一种强有力的运动，并且众人对自己的事业深信不疑。共产主义中国就诞生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它激发了战士们对新社会的渴望，也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毛泽东曾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

长征是在艰难险恶的大环境下展开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的军事迁移。事实上红军长征之前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于低潮时期的：随着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实际上已使中央苏区陷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这时不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认为共产党气数已尽，事实上包括一部分中共党内的人员也在这一时期因为意志不坚定而出现开小差、叛变投敌等现象。长征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保存党和红军的实力、保留中国革命的火种而进行的一次战略转移。

红军这次战略转移的艰辛程度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每天天上几十架飞机狂轰滥炸，地上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这样的形势不可谓不严峻。而红军要完成的是一项怎样的任务呢？长征涉及红一、红二、红四以及红二十五军总共二十多万人的部队，这些部队在分布地域上从南到西再到北几乎涉及大半个中国。长征期间仅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这些干部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击溃了国民党军数百个团。

长征期间红军一共经过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河南、湖北、甘肃、陕西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总计约二万五千里。像这种几十万有着共同理想和信仰的人在不到两年的短时间内冒着敌军天上的空袭和地上的围追堵截并克服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完成的军事转移在古今中外都是相当罕见的——即使单纯只看红军长征的二万五千里路程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红军长征期间除了面对国民党中央军的围剿之外几乎与沿途所有地方军阀部队都爆发过战斗。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后红军实际上已无力去突破敌人重兵防守的繁华平原地带，所以红军长征所选择的路线就是从各路军阀部队势力交界的缝隙地区穿过去。穿越这些地区尽管需要克服雪山、草地等恶劣的自然环境，然而这些地区也恰恰正是各路军阀部队防守相对薄弱的地区。这时蒋介石则开始玩起同时削弱红军和地方军阀的一石二鸟之计。

蒋介石命令中央军以追击红军为名将势力深入到之前不能控制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从而在战争中同时削弱红军和各地方军阀的实力。中央军薛岳等部队就只在后面“追赶”红军，却从不进行拦截。这样一来那些担心红军进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地方军阀就得卖力气阻挡红军，而蒋介石就可以坐看红军和地方军阀拼得两败俱伤。当然军阀们也不是傻子：如果他们发现红军只是“过境”，那么基本上不会进行鱼死网破的决战。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客观上也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进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出发前已与广东粤系军阀达成秘密协定：红军只借道过境不占地，粤军尽可能让道，双方不发生冲突。既然是秘密协定就不可能让太多人知道：当时这个秘密协定只通知到两军师一级指挥员，师以下几乎无人知晓。因此红军进入广东以后还是和粤军发生了零星战斗。特别是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红4团在粤汉铁路东北的九峰山与赶来的粤军3个团展开激战，掩护主力部队从这里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湖南。

红军在突破广东境内的三道封锁时付出了减员2万人的代价。蒋介石很快就察觉了红军和粤军的秘密协定。蒋介石随即亲自部署了从湖南的潇水以西、湘江以东直至广西的全州之间的第四道封锁线，集中起中央军、湘系军阀、桂系军阀等部数十万人分六路向红军压来。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发起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在此战中红军同时和蒋系中央军、白崇禧的桂系、何键的湘系作战。这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也是红军长征路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

在持续五昼夜的激战期间中央红军以血肉之躯在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占据绝对优势兵力的敌军围困的情况下突破敌军四道封锁线，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自身也在这场战斗中伤亡惨重：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34师在被敌人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湘江战役损失之惨重以致于湘江当地的民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吃湘江的鱼。

湘江战役之所以损失如此惨重除了敌军实力的强大之外还与党内王明、博古等人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有关。这就涉及到红军长征面临的又一大困难——不只有敌人的围追堵截，内部还存在与错误的军事路线的斗争。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于12月19日放弃先前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转而改道向西进入贵州。12月31日抵达乌江岸边的中央红军与防守在这里的贵州军阀王家烈部的黔军展开大战。1935年1月红军发起强渡乌江的战役。

在此战中红军创造了在乌江成功架设浮桥的奇迹。红军成功渡过了220米宽的水流湍急、恶浪滔天、两岸尽是陡峭岩石的乌江一举攻入贵州腹地。蒋介石似乎已觉察出他真正的敌手正在向上游挺进，于是他飞到贵阳亲自安排20万特别部队用于拦阻红军通过贵州到达四川。与此同时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黔系军阀起家的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纠正了在此之前党内的错误军事路线。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正是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准备北渡长江与挺进到四川北部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四川军阀刘湘为阻止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就部署川军部队在长江南岸严密设防，同时派出3个旅的川军进入贵州与黔军、中央军一道进攻中央红军。中央红军在遵义以北的土城与川军大战了一场，但未能实现歼灭川军的计划，所以只好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转而渡过赤水河向西沿着川黔边境进入云南东北部的扎西。

红军进入云南惊动了滇系军阀龙云。龙云随即部署滇军主力在云贵川交界处的云南一侧布防，与此同时东面的中央军、黔军、川军数十万部队继续向西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这时红军突然掉头向东从各路敌军的缝隙中穿插而过，在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后突然出现在遵义。红军在遵义周围先后打垮了黔军和中央军共2个师、8个团，重新占领了遵义。扑向扎西的各路国民党军队这时也掉头向东直逼遵义而来。红军在遵义停留了10天后再度出动：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的叙永、古蔺。

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于是命令各路大军继续向云贵川交界处急进。几十万敌军被红军牵着鼻子在三省交界处的深山老林中转了几十天，而红军则趁机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接着南渡乌江向贵州省会贵阳方向急速前进。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身边几乎没什么作战部队，面对兵临城下的红军只得调集距离贵阳最近的滇军赶来救驾。这就是红军长征过程中的四渡赤水战役。在滇军心急火燎赶到贵阳之前红军已绕过贵阳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冲进了云南。

由于这时滇军主力都到了贵州，所以就造成了云南境内兵力空虚的局面。龙云急忙令贵州的滇军部队回援，蒋介石也命令黔北的几十万军队继续追赶红军，然而这时疲惫至极、怨声载道的滇军和中央军如何能追得上红军？红军绕过空虚的昆明城直插川滇交界处的金沙江，然后用了七天七夜的时间从容不迫地渡江进入四川，从而暂时争取到了战略主动权。我们在谈长征的艰难险阻之时也不要忘记长征的另一面——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他的《长征》一诗中所写的那样“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不能否认这的确反映了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诗意情怀。众所周知毛泽东主席除了是中国历史一位杰出的革命军之外还是一个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学家，对此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罗斯·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中将毛泽东主席称之为马背上的诗人。尽管红军长征的路上有敌人的围追堵截，有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也有自然环境带来的艰难险阻，然而在这长途跋涉之中毛泽东主席却以一个大无畏革命家的气概始终对中国革命的未来抱有乐观态度。

20年后毛泽东主席自己是这么回忆长征岁月的：“在马背上有的是时间，可以找到字和韵脚，可以思索”。诗词吧大自然和历史融合在一起使他更能感受到脚下土地的气息，也有助于他以开放乐观的心态思考中国革命的未来。长征路上红军战士们面临的不只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领略过中华大地的雄奇壮观。事实上不只是毛主席本人，有相当一部分老红军战士们是将渡过金沙江后的一段路程视为具有诗意的旅程：大西南的雄伟壮丽景色以及当地少数民族独特的人文风情令红军战士们充满了新鲜感。

可以说这段路程使战士们在经历长时间的战斗过程后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身心。然而革命毕竟不是请客吃饭，长征也不是自驾旅游：红军战士们的确曾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走过了一段充满诗意的旅程，但不要以为这就是长征的全部内容，事实上一路上的艰难险阻是数不胜数的：自然环境有时恶劣、有时秀美，然而与敌人的战斗却是未曾停止过的。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后川系军阀刘湘一方面在成都到西康的大路上部署重兵阻隔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另一方面他还向蒋介石请求支援。

中央红军为避免再次陷入被就沿着川西的密林小道、取道彝族区向大渡河挺进。红军在通过彝区之前派出先遣队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调查彝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在部队中普遍进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组成工作团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和沿途的群众工作。5月21日红军先遣队来到彝汉杂居的俄瓦垭口一带时被彝民堵住去路。担任红军先遣队任务的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家海子边会谈。刘伯承介绍了红军的宗旨、任务、纪律以及主张彝汉平等的民族政策。

小叶丹表示愿与刘伯承结为弟兄，随后举行了庄重的结盟仪式：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还商讨成立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结盟之后先遣队进入彝民聚居区，刘伯承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和一批武器赠给小叶丹，小叶丹亲自组织彝民护送红军过境。红军在通过彝区后以强行军的速度趁着各路国民党军合围之前行进到泸定桥边。泸定桥由13根铁链组成，两端分别固定在峭壁上，巨大的铁链上由一块块的木板铺成桥面，而桥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

泸定桥高出水面约61米左右，这要换成我们今天上去别说打仗，即使是站在桥上向下望一眼都够令人心跳加速的。这里是通过大渡河的唯一通道，而桥对岸的国民党守军早已把位于红军一方的半数木板全部拆走，只留下几根光秃秃的令人望而生畏的铁链。红军战士们用自己的双脚在24小时内走完了接近129公里的路程，最终犹如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国民党守军面前。由于木板已被拆走，所以战士们只能将手榴弹和枪捆在背上沿着铁链攀爬到敌军一侧才能展开战斗。

在攀爬到敌方一侧之前他们几乎是完全被动承受敌军的射击。红军方面先派出22名战士沿着铁链先敌军一侧攀爬，在这一过程中自然有不少人中弹跌入湍急的河水中而牺牲，只有5名战士成功攀爬到敌军一侧展开战斗，然而就是这5名战士成功为后续部队打开了局面，随后越来越多的红军战士沿着这5名战士的路线攀爬到敌军一侧。最终红军战士的精神意志力战胜了国民党守军的武器优势，也许是被红军的英雄主义气概震慑住了，以致于大约100名国民党守军就地报名参加了红军。

除了敌人带来的考验之外红军长征路上还面临着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长征沿途的自然环境可并不都是充满诗意的友好状态，也相当一部分自然环境是相当恶劣的：过雪山时很多来自南方地区的战士难以适应高海拔气候条件下的严寒和高原反应。如果我们今天去红军当年曾翻越过的夹金山仍有可能出现极为严重的高原反应——这是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山，就连当地藏族群众也将其视为“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这也是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在当时红军缺乏足够的医药和医疗设备的情况下严寒和高原反应是足以致命的，也正是在这些的环境下出现了像《丰碑》中所描写的那位军需部长的故事。高原上气压极低，食物通常都煮不熟，战士们只能吃些半生不熟的东西，有时甚至只能以野菜、树皮等物充饥。尽管这里属于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可当地一些不了解共产党政策的部落头人仍会给红军战士们制造不小的麻烦，最终红军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思想的指导得以正确处理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并顺利通过了这一地区。

除了雪山之外毛尔儿盖的大草地也是很多红军战士的心头之痛：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稍有不慎就会被沼泽吞没。草甸本来就极难行走，要是碰上下雨不仅增加了行路的难度，更有不少战士丧生在暴雨大水之中。草地天气一日三变，巨大的温差使红军面临巨大的御寒难题。在经历一系列艰难困苦后中央红军最终到达陕北时人数已不到一万人，但是留下来的都是精英。在长征途中锻炼出来的一批指战员为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长征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见证了一种新的社会理想是如何逐渐成为现实的——正如罗斯·特里尔所言“共产主义中国就诞生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它激发了战士们对新社会的渴望，也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毛泽东曾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同时长征也纠正了党内一度存在过的盲目照搬苏俄经验的错误路线，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可能我在上文所介绍的红军长征路线给大家的印象是：从江西、福建交界处的瑞金根据地经西南地区抵达陕北。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湖北、河南这些省份并不在这条路线上啊？事实上中央红军的长征只经过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甘肃、陕西12个省份，湖北、河南的确不在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上，然而红军长征还涉及到红二、红四以及红二十五军等多路部队。就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际活跃在鄂豫皖一带的原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红25军2950余人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率领下从河南罗山县出发西征。

这支部队先后冲破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的阻拦进入陕南。在陕南地区又和陕军杨虎城部连续作战，最后成功同刘志丹的陕甘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度由于党内矛盾而分道扬镳：中央红军主力北出上陕甘，在腊子口打垮盘踞在川、甘交界处的地方军阀鲁大昌，冲破东北军拦阻后与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会师，部队重新编为红一方面军，接着又在直罗镇歼灭了东北军一个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活跃在湘鄂黔地区的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也开始进行战略转移。

红二、六军团所走的路线和一年前中央红军的路线大致相同，遇到的对手基本上也都是曾和中央红军交过手的中央军、湘军、黔军、滇军、川军等部。经过7个月的转战之后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6月在川西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的部队改称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苏区后为巩固苏区、扩大红军于1936年2月中旬至5月初发起东征战役：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与晋系军阀阎锡山展开斗争。之后红一方面军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主动回师陕北，继而又发动了西征战役。

西征战役沉重打击了盘踞宁夏的马鸿宾、马鸿逵部马家军，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红二、四方面军自1936年7月上旬从甘孜北上，于10月份先后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在长征途中先后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广东军阀陈济堂的粤军、广西军阀白崇禧的桂军、湖南军阀何键的湘军、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黔军、四川军阀刘湘的川军、云南军阀龙云的滇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晋系军阀阎锡山的晋绥军、宁夏的马家军等多个对手交锋过。

4、为什么胡琏当了那么多年师长直到18军军长才被授予少将军衔？

胡琏，黄埔四期、与后来“永远健康”的那位是同学。一期和四期是黄埔军校出名将最多的两期，胡琏也不例外。此人的军事造诣不仅在国军方面评价较高，在共产党方面的评价也不低、甚至被老人家称为“狡如狐、猛如虎”。能被对手称为“狡如狐、猛如虎”，可见胡琏在战场上还是相当有一套的！

胡琏是陈诚“土木系”的干将，一九四三年十月升任“土木系”看家班底——国军十八军的副军长，次年八月扶正、正式出任军长一职。可是，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胡琏才正式晋升陆军少将军衔，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国军的军长仅仅只是上校军衔吗？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其实，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认识误区，国军方面的军衔和解放军后来实行的军衔不同，它被人为分为了两个系统——职务军衔（临时军衔）、叙任军衔（正式军衔）。

早年间，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统一，但地方实力派依然是各自为政，如晋绥军、西北军、桂军、川军、马家军……名义上虽然都是国民革命军，但蒋某人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本管不到他们内部的具体事务！军衔的授予更是“随意”，基本都是地方实力派们自己定，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备案即可。最后直接导致国军方面将军“泛滥成灾”，“西北三马”之一的马步芳甚至连自己年仅十二岁的儿子都给授予了上校军衔……

加之蒋某人的嫡系——国军黄埔系将领在国民党党内的资历普遍偏低，短期内要大规模授予将衔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蒋某人的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五年进行了军衔制度改革，将军衔分为了职务军衔和叙任军衔。职务军衔随职务走，地方实力派在这方面仍然拥有一定自主权，但叙任军衔必须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正式授予，也就是必须由蒋某人最终拍板、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相关命令授予！这就等于是变相收回了地方实力派手中的军衔授予权，同时也为国军黄埔系将领戴上将星提供了方便，一举两得。

何谓职务军衔

所谓职务军衔，说白了就是临时军衔，军衔与职务直接挂钩。简单说就是，你担任什么职务便自然拥有相应等级的职务军衔、享受相应等级的待遇。反之，一旦卸任，职务军衔及相应待遇自动取消。因此，国军方面职务军衔的表述一般为“少将师长”“中将军长”之类，职务军衔和所担任职务是一体的。比如张三担任了师长一职，并不是像一些影视剧里表述的什么“某某师师长张三少将”，而应该是“某某师少将师长张三”。

国军方面职务军衔的授予程序相对比较简单，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签署命令即可，不需要经过国民政府。一些地方实力派甚至可以自行拟定，上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走一个程序即可，在这方面蒋某人还是相当“大方”的。反正卸任即收回，给什么职务军衔蒋某人都不心疼……

何谓叙任军衔

国军方面的叙任军衔是正式军衔，除非经正式程序被褫夺，不随职务变更。叙任军衔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根据各人的职务、资历、学历、战功等情况综合考虑后确定并正式叙任，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正式发布授衔命令。换言之，虽然林森只是“橡皮图章”，但如果他对某位将领有意见、拒绝签发命令，蒋某人还真没办法！为了内部团结，蒋某人恐怕也只能是“收回成命”了。毕竟林森的党内资历摆在那里，为了个别将领跟林森撕破脸，对于蒋某人而言还是不太划得来的。当然，一般情况下，林森是不会与蒋某人为难的，前面所说的只是一种假设。

那么，职务军衔和叙任军衔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举个例子，某人的叙任军衔是陆军上校，职务却是陆军某军的军长，那么在军长任上时，他的职务军衔就是中将军长，可以佩戴中将军衔、享受相关待遇。但卸任军长职务之后，他依然只是陆军上校，一应待遇参照上校等级给予。将领的阵亡抚恤等等也都是参照叙任军衔，而非职务军衔。如在孟良崮被解放军击毙的张灵甫，他的职务军衔是国军整编七十四师中将师长，但叙任军衔只是陆军少将。在阵亡之后，张灵甫的一应阵亡抚恤待遇只能参照叙任军衔陆军少将。这就是为什么蒋某人要在张灵甫阵亡后给他追晋陆军中将的原因所在，主要就是为了提高阵亡抚恤和丧葬规格。当然，葬蒋某人是管不到了，但提高治丧和抚恤规格蒋某人还是能做到的。

胡琏在一九四五年晋升的少将军衔就是叙任军衔。在此之前，胡琏虽然已经出任十八军中将军长，但这只是职务军衔，他的叙任军衔依然只是陆军上校，这也是彼时国军黄埔系将领普遍存在的一种尴尬。因为黄埔系将领在国民党党内和国军军内的资历普遍不高，职务却在不断提升、进入军师级的不在少数。如果给他们晋升叙任军衔，一些资历较深的非嫡系将领蒋某人不太好处理。因此，国军的黄埔系将领早年间普遍都出现了叙任军衔低于、甚至远低于职务军衔的情况。胡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被解放军击毙的张灵甫也是。

综上所述，国军的军衔远比解放军复杂许多，它分为了职务军衔和叙任军衔两个系统，相互之间有联系却并不直接挂钩。这就造成了许多国军将领叙任军衔远低于职务军衔的窘境。除此之外，对于上将军衔，国军方面控制得更加严格。特级上将是为蒋某人特设的，这里就不去多说了。无论一级上将、还是二级上将都是有名额限制的，除非有人去世或退出现役，否则不予增补，因此也造成了许多符合二级上将晋升条件的将领因为名额限制而无法晋升。于是，便有了具有“民国特色”的中将加上将衔，简单说就是相应军衔先带起来、待遇先享受起来，等有了名额再正式晋升。朱老总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就曾经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周公在军调时期也曾经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