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高专官网综合教务管理系统,戴笠手下的军统四大金刚都是谁?
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作为国民党最主要的间谍情报机构,与中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共同组成了国民党的两大特务机构。军统之所以让人记忆深刻,一方面源于杀人魔王戴笠,另一方面则是其手下特务众多,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四大金刚”:陈恭澍、赵理君、沈醉、王天木。
辣手书生——陈恭澍陈恭澍,1907年出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并出任组长。他在与日本周旋期间执行过很多刺杀任务。他与王天木、白世维等人秘密策划铲除日寇委任的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敬尧,最终在六国饭店成功枪杀汉奸。后来,他接到戴笠的命令,决定刺杀“倒戈将军”汉奸石友三。在他精心策划,策反了石友三副官先鸿霞、副官史大川与厨师老楮,决定毒杀石友三。
计划紧锣密鼓的执行着,却不料石友三生性狡诈,叛国之后更是变得十分多疑,因为捕捉到厨师老楮脸上的一丝紧张,石友三提防起来,最终毒杀计划失败,先鸿霞、史大川与老楮被压往日本宪兵队被当了活靶子!
次年,殷汝耕与日寇相勾结,建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意图实行“华北自治”,分裂祖国,为日本侵略铺路。戴笠决定铲除这个汉奸,把任务交给了陈恭澍。陈恭澍经过计划之后,决定派出以女特工以美色靠近殷汝耕趁其不备在食物中下毒,不料却被其发现,第一次刺杀计划失败。随后陈恭澍决定潜入其办公地点进行暗杀。他先派一行人在门外制造混乱,引开了门卫注意,随后与一伙人偷偷潜入办公大厅,原先计划为不管殷汝耕反抗与否,直接枪杀,却因为并没有掌握清楚殷汝耕的详细作息规律而前功尽弃,第二次刺杀失败!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扶植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汉奸王克敏被列为戴笠的刺杀对象。之后,陈恭澍等人获得消息,王克敏要跟日本宪兵队的喜多诚一早煤渣胡同相见。陈恭澍等人当即策划刺杀。等王克敏汽车驶来时,特务向着车后座连开四枪,鲜血渗出,陈恭澍等人以为成功,便纷纷撤退,怎料道打死的居然是王克敏的日军顾问山本荣治,他做了王克敏的挡箭牌。
更为可惜的是,由于枪手兰子春腿部中枪,沿途留下血迹,日寇出动军犬,最终抓获兰子春和徐自富,最后二人惨遭杀害。刺杀王克敏失败!
之后陈恭澍又参与了河内刺杀汪精卫计划,几经周折,决定破釜沉舟直接刺杀之后,却不幸错杀为汪精卫秘书,汪精卫逃过一劫!
陈恭澍又在1940年8月14日组织刺杀了当时上海投靠日本的青帮头目之一张啸林;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处长赤木亲之。
1949年移居台湾,1969年退休写书。因其一生从事敌特工作、树敌众多,最后便消声匿迹,生死不知。
追命太岁——赵理君赵理君,1905年出生,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毕业。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参加铜梁地区的土桥暴动失败后潜赴成都。于1931年叛党投靠军统,成为军统四大杀手之一。1932年洪公祠特训班毕业以后,被派往上海从事特务工作。其本人因为心狠手辣而深的戴笠器重。
赵理君的第一次任务便是刺杀当时提倡“全国统一抗日”的爱国人士民权大同盟领导人杨杏佛,杨杏佛“统一抗日”的这一举动让蒋介石很是头疼,再三恐吓之下杨杏佛岿然不动,因为他早已经生死置之度外。蒋介石决定下手,刺杀的命令是由蒋介石直接发送给戴笠,戴笠交由赵理君办理。因为他是初次行动,并且刺杀的是爱国人士,如果刺杀失败之后,他们必须立刻成仁以保住上级。最后,爱国义士被枪杀在自家宅院,为首之人便是赵理君。
赵理君刺杀的第二人同样是爱国人士史量才。起因是宋美龄写了一篇文章,揭示蒋介石刺杀真相,但是原稿为英文,史量才便承担起了国内发行的任务,由于此事牵扯到国民党最高领袖,史量才仍然欣然接受。蒋介石收到消息之后十分气恨,决定暗杀,戴笠接到命令之后,便派遣赵理君执行。赵理君经过详细的策划之后,决定在史量才途径的路上下手。
史量才汽车经过时,预先埋伏好的特务们开始袭击,史量才与儿子跳车后分开跑路,慌乱之中的他躲到一茅屋之后,却被指挥的赵理君发现枪杀,子弹击中头部,当场毙命,赵理君手下还又补了一枪。随后,赵丽君等人上车逃窜。
1937年,国民党元老唐绍仪在上海,1938年,土肥圆为了拉拢唐绍仪,亲自前往上海,唐绍仪言语不置可否。蒋介石得知后,决定除掉唐绍仪,执行命令的便是戴笠手下猛将赵理君。赵理君经过策划,了解到唐绍仪喜欢古董文物之后,装扮成为古董店仆役给唐绍仪送文物,再次之中,赵理君寻找机会,用短斧将唐绍仪砍死,并顺利逃之夭夭!
后来,赵理君逐渐成为了一个杀人狂魔。1942年,阎老西与蒋介石不和,戴笠下令封锁晋豫通道,赵理君作为监察专员,在黄河渡口胡作非为,抢劫财物,若不合作便直接打死,丢入黄河。被害之人包括普通客商、平民、甚至还有“中统”之人,这也一度使得“中统”对“军统”咬牙切齿,尤其是对赵理君更是恨之入骨!
1941底时,赵理君的手下公开与土匪交易,用枪支换鸦片,但被河南专员、抗日爱国人士韦孝儒的部队截获。韦孝儒秉公办事,枪决双方头目。这件事情让赵理君记了仇。1942年3月15日,赵理君趁韦孝儒开会之际将其绑架杀害。
作为爱国志士的韦孝儒影响力巨大,他失踪后蒋介石亲自命令“中统”介入调查,不久后便查实为赵理君绑架杀害。河南党部和教育界人士纷纷抗议,重庆的陈果夫一再上书要求严惩罪犯!赵理君被逮捕后监押与第一战区长官部。因为是戴笠之爱将,“军统”也展开了营救工作。但“中统”拿出了赵理君勾结日本人的罪状,戴笠对此表示不相信。第一战区直接将审批结果交由蒋介石裁定。此刻的戴笠还想将赵理君由第一战区提出至军统内部解决,却不料蒋介石亲自下令由洛阳就地正法,就这样赵理君才被枪毙于洛阳!
赵理君死后,戴笠留下了眼泪,并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上报告此案时写道:赵理君是一位勇敢冲锋的同志,是组织中的佼佼者。
陆军中将——沈醉沈醉,中华民国陆军中将,与陈恭澍,赵理君,王天木并称四大金刚,与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深受戴笠信任。沈醉一身好武艺,传言他平时老爱拿一根拐杖,但是他的腿并无残疾,其目的就是用拐杖防身,他曾说道,以前在街上碰到七八个兵痞讹钱,被他一根拐棍全能收拾掉。
他曾参与的刺杀大多数属于绝密状态而未被公布,他曾经参与过营救戴笠行动,后得知戴笠已坠机而死,遂行动取消。1949年毛人凤撤退时把他留在了云南,他一时生气想要把毛人凤毒死,但最后作罢。1960年11月28日,他被作为第二批特赦犯而释放,他也是第一个被特赦的军统成员。1980年经过有关部门核准后,将沈醉战犯性质改为起义将领,以为他曾经是卢汉起义中负责人之一。1996年3月病逝。
叛国投敌——王天木王天木1891年出身,东北人。早年参军,先后服役于东北军、西北军,因其枪法不错,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加入军统,成为四大金刚之一。
加入军统之后,他只心理一系列的北上锄奸活动,包括参与暗杀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华北联合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海关监督程锡庚等汉奸。他还在天津成立了“抗日锄奸团”,活动积极。1933年,张敬尧刺杀于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也有他参与。
1934年,因为其部下胡大虎嫖娼之际发生冲突,胡大虎杀人藏尸,整个北平震动。蒋介石下令戴笠严办。胡大虎被就地正法,王天木被牵连而判无期徒刑。到军统改组之后,为扩大规模,军统急需人才,凭借着张天木与戴笠的关系,他顺利出狱。
1936年出狱之后,他一直在河南一带活动。1939年他出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并且组织暗杀了“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篆。此时举国上下,人人拍手称快。这也最终导致日本成立反特务机构“76号”。
1939年,王天木被“76号”抓获,在“76号”的利诱之下,王天木叛国,这也是四大金刚之中唯一一个明面上直接叛国的人。他在此之后不断遭到军统暗杀,但都能侥幸逃脱,期间出卖无数军统特工和国民党沦陷区潜伏人员,为我国抗日带来深重灾难。
四大金刚之一的陈恭澍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英雄无名》中以一个老牌特工的眼光认为,王天木的“叛变”是戴笠布置下的局,王天木只不过是全盘棋中牺牲的一枚棋子而已。对于这些是是非非,我们也只能去揣测而不能见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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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夏家家谱?
渊源一
源于姒姓,出自夏王朝大禹之后裔,属于以国名为氏。据史籍《史记·夏本纪》记载,相传帝尧时,鲧的妻子有莘氏女志因梦里吃了薏苡而生禹,故帝尧便赐禹以妫为姓。后来,大禹成功地治理了水患,指导百姓兴修沟渠,发展农业,还领兵平定了三苗之乱,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为了表彰大禹的丰功伟绩,舜帝封他于夏(今河南登封),后来还把帝位传给了他。夏禹逝世后,其子启抢位而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夏王朝立国四百多年,共传十三代,十六王。后因夏帝桀暴虐无道,终被商汤推翻,建立了商王朝。公元前11世纪周朝初年分封诸侯,夏禹的后裔东楼公受封于杞(今河南省杞县),为杞侯。至简公时,被楚国所灭。简公之弟佗(本妫姓)出奔鲁国,鲁悼公因其为夏禹的后裔,给予采地为侯,称为夏侯(复姓),其后裔以夏为姓,称夏氏。 夏姓
失去王权地位的夏王族便有以国号为姓氏者,称为夏氏,是为河南夏氏。
渊源二
源于妫姓,出自帝舜之后妫满的后裔陈国第十六位君主陈宣公杵臼庶子子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据史籍《史记·陈杞世家》记载,西周初年,周武王姬法追封帝舜之后妫满于陈地,他建立了陈国,建都于宛丘,以奉帝舜之宗祀。史称胡公满、陈胡公。
春秋时期,陈国传至第十六位君主陈宣公杵臼时,有一庶子名子西,字子夏。其孙征舒以祖父之字为姓氏,称为夏征舒,其后遂沿袭夏氏至今。
渊源三
源于姒姓,出自古代夏、商、周时期官吏大司乐,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大夏,大禹时期音乐名称,代表了国祚,传说是大禹的儿子启从九天上偷来的天庭之乐。大夏后来演变为官职称谓,即大司乐。在典籍《周礼·春官》中就记载:“大司乐舞大夏,以祭山川。锺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著名的隋朝学者杜子春解释:“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宾客至奏纳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齐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裓夏,公出入奏骜夏。齐音斋,裓音陔,骜音遨。”
在大司乐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或职业称呼为姓氏者,称大夏氏,后省文简改为单姓夏氏,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渊源四
源于姒姓,出自夏禹的后裔东楼公后裔杞简公之弟姒佗的封号,属于以帝王赐姓为氏。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周王朝初年,周武王分封诸侯,夏禹的后裔东楼公受封于杞(今河南杞县),为杞侯。杞国传至至杞简公时,被楚国所灭。杞简公之弟妫佗出奔鲁国,鲁悼公因其为夏禹的后裔,给予采地为侯,称为夏侯,其后裔便以其爵位为姓氏,称夏侯氏,后有省文简化为单姓夏氏者。
据史籍《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姓谱》等记载:“鲁悼公封夏禹后裔佗为侯,赐采邑,佗为纪念先祖,以夏为氏,后迁居沛地之谯郡(今安徽亳州)”,是为安徽夏氏。
渊源五
少数民族中的夏姓有以下几种:
回族中的夏姓
据说取自元皇庆年间(1312-1313年)从西方来泉州定居,后应聘主持清真寺教务的夏不鲁罕丁名字的首音。当时,夏不鲁罕丁被人们推崇为“摄思廉(伊斯兰教)夏(长老)。”故又说,回族中的夏姓是从夏不鲁罕丁的教务等称“夏”而来。另,明永乐年间来中国的苏禄东王守墓人夏乃马当,在当地生息繁衍,遂成了山东德州北营夏姓回民之先祖。在江苏镇江,有《明德堂夏姓》。夏姓“原有老谱,清咸丰年间,在原籍扬州被毁,民国五年(1916年),由镇江、南京始祖中医师子衡公重纂,序文中有我族自前明人关以来定居扬州,堂开明德,已有五百年光景,历传三十世之谱的记载。1983年,镇江后裔(夏)容光在此基础上,建立活页新谱,并在排辈十字后加添二十字。”(《镇江回回》)夏姓回族以西北居多。
重回母校有什么感觉?
我是2012年从广西大学毕业,也是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离开南宁回到自己所在的省份,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回了一趟南宁,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下面我就通过图片、文字的方式也说一说再次回到母校时候的感受。
以前在大学的时候经常期盼着能够早点儿毕业,那样的话自己就可以真正的独立赚钱了,然而当我们整正毕业了以后才发现大学生活才是最美好的,也就慢慢的开始怀念自己的大学了。
西大经典的南门
这是我回到西大后来到了南门附近,还是之前的景象,不过好像已经没有了大学时候的感觉了,也因为没有了当初的同学们而感觉有点儿物是人非了。记得2008年进入西大校园的时候也是先认识的南门附近。很多次我们准备从学校出去坐公交的时候也基本上是和同学们约定在南门附近见面。
上图为西大综合楼前面东侧的小树林,这里种植的是一种速生桉树。以前往南门走的时候走小路都会经过这片小树林
综合楼北部的外国语学院
中加学院,现在好像已经被撤销建制了
综合楼北边的景象,很多时候我们去礼堂开会前都会再次聚集
西大一教,我们的很多课程在这个教学楼上的,开班会、考试也经常在这里
这是西大一教前面的小荷塘,放佛还是以前的景象
荷塘,前面是文学院、法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所在的教学楼;基本上去学院、一教的时候都要经过这里
西校园茂密的荷塘,每天早上都有很多人在荷塘边看书学习的
资环学院,以前有在此上过课学校的木菠萝,还是以前的情景
西校园宿舍区,可惜已经物是人非了
西校区金融街,经常来这边喝凉茶
西苑餐厅,大一的时候经常在此吃饭,二楼的饭菜很不错
西6A,很多漂亮女生住在这里
西大图书馆,可惜已经进不去了
崇左桥,东西校园之间的必经之路
新建的西体育馆
十教,以前的英语课、校选课都在这里上的
6教已经拆了建设了新的教学楼
东校区当时住宿宿舍区大门,怕伤感就没进去
东校区大门,还是熟悉的感觉,又去东门美食广场吃了东西,里面的很多店家都更换了
熟悉的碧云湖,水质要比以前好多了
熟悉的狗洞(现在好像已经拆了)
晚上的东操场灯火辉煌,不过已经与我无关了
西操场,开运动会都在这里,又是青春的回忆
毗卢寺60岁免票吗?
毗卢寺对60岁游客是免票的。
南京毗卢寺,位于南京市汉府街4号,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因寺中供养毗卢遮那佛,初名毗卢庵。原一小庵,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后有僧量宏创一佛殿。清同年间,曾国荃游南岳衡山齐公岩,与海峰法师有戏约“如我督两江,为您造庵。”海峰即立誓代他管理天下名山。海峰,江苏镇江人,客居湖南。
清光绪十年(1884年,曾国荃任两江总督,招海峰至南京择地造寺,经与量宏商量,在原毗卢庵址建寺。湘军诸将捐巨资建大雄宝殿、万佛楼和藏经楼等,将原毗卢奄旧址周边扩大,东至清西河,西至大悲巷,北至太平桥,南至汉府街,遂改庵为毗卢寺,为南京第一大寺,方丈海峰,屈十方传法系寺庙。海峰下有方丈寄禅、芳田。光绪二十八年后有方丈显文(字印魁)、舣波、古昙、广明等。
光绪中叶至宣统初年,印魁显文祖住持开展禅学研究。宣统元年(1909),请谛闲大师来寺主讲天台宗教义。
民国元年(1912),方丈瑞生,传天台宗。同年,太虚在毗卢寺筹办中国佛教协进会(在镇江金山寺开成立大会),从事讲学和教务活动。民国8年,瑞生举行圆通大戒,受戒弟子中有比丘90人,比丘尼30人,男居士18人,女居士29人。同年,瑞生圆寂,由观同、务道相继任方丈。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万佛楼、藏经楼、毗卢殿、塔院、法堂、斋堂等。
如何评价范仲淹?
对于范文正公的评价,历史早有定论,笔者就不再赘述,仅从岳阳楼记谈起,说说庆历新政,希望一窥范公之精貌。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知邓州的范仲淹,正在他一手创办的花洲书院春风堂内捧着《洞庭秋晚图》沉吟揣摩。这图是随他同年好友滕宗谅的书信于去岁六月一同寄来的,那时范仲淹还在邠州四路经略安抚任上。
书信的内容很简单,乃是求范仲淹为重修的岳阳楼作一篇记文,只不过去年范仲淹身在边镇戎务繁忙,却是无暇顾及。如今知邓州事,力重教化、倡农桑,政通人和之余,再观《洞庭秋晚图》,范仲淹感慨颇多,胸中已有所酝酿,很快就执笔疾书,一吐胸臆。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岳州即今岳阳,古又称巴陵,处洞庭湖之滨,依长江、纳三湘四水,江湖交汇,风景秀丽,人文荟萃。滕宗谅(字子京)有言: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
岳州就很好的满足了这两点,不仅有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山水形胜,还有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留下诗赋于其上的历史名楼“岳阳楼”。
岳阳楼闻名于世不单单是它那厚重的历史沉淀,更离不开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此文一出,岳阳楼已不仅仅是处名胜景观,更蕴藉了中国士大夫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连遭弹劾,最终被贬谪至岳州。明里是因滕子京曾在泾州任上盗用公使钱被弹劾,可亲历此事的范仲淹知道这是诬告,并上书替滕子京辩诬,言若有不实愿意同罪,可结果还是没能阻拦滕子京的贬谪。深究其源,却是滕子京隶属改革派阵营,自然被朝中守旧官僚不容。
但庆历四年春只是开始,随后“奏邸之狱”更是将新政官员一网打尽,范仲淹等一众大臣黯然离开朝堂,贬谪地方。才有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感慨,当真“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而这一系列贬谪要从“庆历新政”说起。
庙堂之高1)受命于败军之际
景佑五年(1038年),割据西北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正式脱离大宋藩属,自立为帝,建国号"大夏"。一时大宋颜面尽失,朝野哗然,众大臣纷纷上书要求讨伐党项,兴师问罪。
党项的割据由来已久,太宗朝时党项贵族献地归附大宋,西北五州俱纳入大宋版图。只有李继迁出奔自立,继续对抗宋廷。真宗朝时李继迁完全收复了夏、银、绥、宥、静五州,虽称臣大宋,却已形成事实割据。等李元昊继位,经三代经营,党项势力已“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如此国力,李元昊自然有了与大宋一较高下,称帝西北的心思。
面对李元昊要求宋廷“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承认西夏建国事实的公然挑衅,大宋上下义愤填膺可想而知。此时的大宋自“檀渊之盟”后,内外安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军力庞大,仅禁军就将满八十万,似乎讨伐西夏根本不在话下。
康定元年正月(1040年),李元昊破金明寨,兵围延州,并于三川口之战,歼灭大宋援军,主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三川口大败使大宋朝野震惊,仁宗宵衣旰食,忧虑不已,急需有人扭转陕西颓败局势。
是年三月,应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举荐,仁宗皇帝启用因越职言事,被宰相吕夷简赶出朝堂的范仲淹,复官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四月,改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陕西都转运使,七月,又迁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
范仲淹能因战事被启用一点都不让人意外,因为大宋朝廷此时已到了无将可用的尴尬局面。自开国以来,为防止武将乱政,太祖时就开始实施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到仁宗朝时,随着承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识将已为常态,军队的战斗力自然急剧下降,兵败如山倒也就不足为奇。
天圣三年(1025年)四月,还只是大理寺丞的范仲淹就曾上书皇太后和仁宗,表达对武备废弛的忧虑,希望朝廷能巩固边防,重武备,防患于未然。天圣五年,在家丁忧的范仲淹又上《上执政书》,建议大宋的宰相们“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也”,在备戎狄方面,范仲淹强调要“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
虽然职位卑微,可范仲淹却从未一刻放弃关注国家的忧患,并积极思索对策,富国强兵。
此刻西北兵败,对军事颇有见地的范仲淹,自然成了救时良将,受命于败军之际。
范仲淹到任延州,开始整军备战,夺回塞门诸寨,修复已破荡的金明寨、万安城等,通过固寨修堡,选用狄青、种世衡为将营田实边,逐渐取得对抗西夏的初步胜利。
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在抗击西夏的前沿庆州,范仲淹立即着手军民在重要隘口修筑寨堡御敌,给西夏军进攻造成了极大阻碍。不仅如此,鉴于宋军势弱,范仲淹安置流民、安抚羌民为汉所用,积极团结周边部族力量共抗西夏。
经过范仲淹苦心经营,环庆路边军实力大涨,西夏军根本讨不到好处,对环庆路的进犯越来越少。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进犯镇戎军,定川寨一战,宋军主将葛怀敏败亡,形势危急之时范仲淹率军驰援,命镇戎军断西夏军退路,逼吓李元昊撤军,随后派军深入夏境追击,大败李元昊,挫敌军威,稳定了局势。
定川寨之败后,倚重范仲淹的仁宗皇帝采纳其建议,构建了陕西四路攻防体系,宋军对战西夏的被动局面开始扭转,李元昊难以维系国内困顿局面,遣使乞和。
庆历三年,西北局势渐朗,边事稍宁,仁宗对范仲淹嘉许甚重,召其回朝,授枢密副使。范仲淹的才干得到朝野认可,不久御史台接连上奏言范仲淹有宰辅之才,当年八月,仁宗皇帝罢免了王举正,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
2)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皇帝开天章阁,诏命条对时政,范仲淹上十事疏。提出了十项为政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大宋的冗官弊政广受后世抨击,从太祖开国到仁宗盛世,北宋的官僚阶层暮气沉沉,腐朽不堪。因为没有像样的考成,官员通过三年流于形式的磨勘,无论优劣都会升迁,结果就是人浮于事、政事不修、百姓困苦,官僚集团急剧膨胀,耗用国帑无算。
从西夏战事开始,仁宗皇帝已经发现了国家愈发积贫积弱的状况,有心重振大宋,对于范仲淹切中时弊的中肯建议,自然大力支持。
范仲淹改革的重心就在于刷新吏治,裁汰冗官。
是年年末,范仲淹选派干练的按察使,考察各路官吏优劣。按察使们将发现的贪官、庸官报送京师,范仲淹看着花名册,对于记录不称职的官员,毫不留情的全部勾掉罢免。这让时任枢密副使的富弼心生忧虑,不免担心道:“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耶!”范仲淹勾去的一笔,背后可是一家人的痛哭。可范仲淹看着贪官名录却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贪官背后是一路的百姓,不能为了贪官一家,至全路百姓于不顾!
范仲淹辣手整顿官僚,虽让百姓一时称庆,可“官不聊生”,反对范仲淹的声音自然是一浪高过一浪。
范仲淹天下为公,不怀私利,可不能“自私”的已为其他人也可以不自私。制定考成法、裁汰不称职者、削减官僚丰厚的薪俸等等举措,严重损害了朝中大部分人的利益,激化了政治矛盾,引起反对势力抱团反攻。
庆历三年,四月时,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一大批贤臣在朝,人品卑劣的夏竦被王拱辰等弹劾贬退。国子监直讲石介兴高采烈的作了《庆历圣德诗》,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这样明目张胆称夏竦为大奸,自然让夏竦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为之后攻击范仲淹、富弼等人为朋党埋下了祸患。
而欧阳修在新政实施期间上书仁宗,称朝中的御史台官才能不足,两制官中还有奸邪之人存在,他们推荐的台谏官自然好不到哪去。这哪是提建议,言事这般不留余地,分明是给改革派树敌嘛!
身为御史中丞的王拱辰本属中立,这下子立刻跳到改革派对立面,成了反对势力的急先锋。
3)奏邸之狱
庆历四年(1044)正月开始,王拱辰开始弹劾与范仲淹等亲善的滕子京等人,这才有了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而同时怀恨在心的夏竦私下串联反对官僚,攻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是朋党,并勾结宫中内侍蓝元震上疏仁宗,诽谤范仲淹等,说他们结为朋党,相互举荐提携,不出两三年,这各路官吏就都成范仲淹等人的门徒,到时候误朝迷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皇帝都会被蒙蔽。
这话太诛心了,仁宗即使再英明也不免顾虑,随后召来范仲淹询问:小人和君子都有朋党吗?
范仲淹一心为国,只想表达公心,却忽略了皇帝此刻的私天下之心,对答道:只要能为朝廷、百姓做好事,结党有何不可。之后欧阳修洋洋洒洒一篇《朋党论》,直言:君子有朋,君子有党。
现在还处于王朝集权时期,这般超前的政党政治大论,能不犯皇帝忌讳吗?
六月,夏竦命家中女奴仿照石介字迹,伪造了一封《废立诏草》,要富弼行尹、霍之事废立皇帝。这事太过卑鄙,在大宋朝行废立事本就不可能,明眼人一看就知真假。可令范仲淹、富弼等恐惧的是,皇帝居然未置可否,并没对此事做出任何反应。面对京师流言四起,即使是周公都有恐惧的时候,何况范仲淹等人?朝中改革派重臣纷纷请求出朝巡边,躲避嫌疑。
到了八月,朝中已无改革派高官坐镇,正好不久就是秋季的赛神会,一众被范仲淹等举荐的新派官员们发起秋寒宴会,席间王益柔作《傲歌》,其中有一句:“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趋为奴。”
这诗被王拱辰得知,立刻命御史弹劾举行集会的苏舜钦和作诗的王益柔,说他们诽谤周公、孔子,还对陛下有大不敬之语。
文字狱这东西很脏,但却非常有效,你这般写了敢说没有此类心思,诗以言志,说不清的。
很快仁宗命人将与会者全数缉拿,最后这些新派官员全部受到处分,赶出京师,至此范仲淹等所荐新进名士皆贬逐殆尽。
王拱辰无不得意道:“吾一举网,尽矣!”
十一月,仁宗下诏严厉斥责,至治之世,不为朋党,某些人明为举荐,实则阴私纳贿。这封诏书针对性太过明显,朝野都知是在指责范仲淹等人。
事已至此,范仲淹还有何脸面留在朝中,立刻上书罢参知政事,乞知邠州。
庆历五年(1045)正月,罢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按抚使,出知邠州;罢富弼枢密副使,以京东西路按抚使知郓州;杜衍罢相,出知兖州。二月,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八月,欧阳修为范富、杜、韩四人辨解,被贬知滁州。
庆历新政就此终结,彻底宣告失败。
庆历六年写下《岳阳楼记》的范仲淹,看着百花洲内的茂林修竹随风摇曳、似泣如诉,明白自己恐怕再也不会快乐了。大宋的弊政还在,而且仍将继续,愈加积重,直至病入膏肓,无力挽回。不管高居庙堂,还是远处江湖,范仲淹希望大宋朝廷内外的官僚们,都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可这样的人有吗?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